2020年11月30日，北大光华“MFin思想汇”邀请到中保保险资产登记交易系统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袁平海先生进行分享。他以《如何打造高质量的“金融新基建”》为题，从实践、策略、理论、展望等维度，对“金融新基建”进行了全面阐述。
世界万物都有两端，静态的“中”与动态的“和”是两端平衡的最佳状态。最美味的海鲜出自淡水与咸水的交汇处，比如南通就是长江淡水与黄海咸水的交汇处。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知行合一，也就是提倡“知”与“行”这两端的有机交汇。近期公募REITS的政策形成过程，正是这种知行合一的典型案例。
1、现代金融体系包含三大类主体：
如果把金融体系看作一个人，那么监管部门主要负责搭骨架，重在保证稳健性，金融机构主要负责填血肉，重在促进活跃性，而基础设施主要负责连筋骨，重在实现强韧性。
2、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三层表述：
第一层为供给侧静态角度的“金融体系”，包括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第二层为供给侧动态角度的“金融运行制度体系”，规范对象包括金融从业人员、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活动、金融治理、金融监管、金融调控；第三层为服务需求侧角度的“金融支持服务体系”，即构建风险投资、银行信贷、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支持服务体系。与“金融体系”相对应，在当前的中国语境下，“金融系统”更常作为组织管理角度的表述。
3、
金融基础设施具有两大属性：
其一为“公器”，不与民（金融消费者）争利、不与市（金融经营机构）争利，具备公众信用，搭建公共平台，提供公共产品，可谓“不言而信”；其二为“重器”，金融基础设施往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在实现自身财务平衡与可持续的过程中，取之有道亦有度、用之有度亦有道，可谓“默而成之”。这就映射了《周易•系辞上》所提倡的“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4、
金融基础设施承担三大功能：
其一，“主板”功能，对标服务实体经济，承担“供给侧的供给侧”角色；其二，“集市”功能，对标防范金融风险，承担“中观风险监测者”角色；其三，“沙盒”功能，对标深化金融改革，承担“金融创新实验室”角色。
5、中国初步形成多层次金融基础设施体系。
这一体系呈现矩阵式分布，即以重要金融基础设施、专业金融基础设施、准金融基础设施为“纬”，以登记托管系统、清算结算系统、交易设施、交易报告库、重要支付系统、基础征信系统为“经”。
1、
中国银保信。
定位兼具监管平台、生产平台、数据平台和生态平台，其初心是问题导向的风险监测平台，在承担业务生产运营，并形成数据海量沉淀的过程中，其使命逐渐演变为目标导向的生态培育平台。以车险平台为例，涵盖政策业务、价值业务与机会业务，实现了赛道化布局。
2、上海保交所。
定位为“行业基础设施+综合服务平台”，目标为“服务监管+服务市场”，愿景是推动建设标准化、规范化、数字化场内保险交易市场，让保险交易更有效率、让保险产品更加惠民。正在加快构建“一横、一纵、一圈”，即横向链接保险市场各交易环节，纵向对接政府和社会等公共资源，同时基于账户、清结算、反欺诈、数字保单等配套功能建设保险交易生态圈。
3、中保登。
作为新生代的金融基础设施，立足“大局所需、银保所长、保登所能”的发展定位，围绕大登记、大交易、大系统三类业务集群，加速形成大数据、广渠道、严风控三种核心能力。建设管理保险资金运用的监测数据库、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的集中运营平台，受托开发银行业保险业关联交易监管系统。
1、关于“怎么看”，应当从批判性思维向建设性思维转变。
面对现实中的复杂环境和多重约束，要从善于“Say No”转向善于“Say Yes”，学会戴着镣铐跳舞、“螺蛳壳里做道场”。在躬身入局、善作善成的过程中，灵活扮演“官”“僚”“吏”“差”四种角色。
2、关于“怎么喊”，应当从应然思维向实然思维转变。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把握概念高地、争取“师出有名”，实现“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抢抓工作实绩、争取“实至名归”，实现“有为才有位，有为就有位”。
3、关于“怎么干”，应当从单干户思维向合伙人思维转变。
着眼于快速有效整合资本、人力、数据等核心生产要素，现代企业团队应当配齐“六虎将”，分别负责对内的人力资源、信息技术、合规风控，对外的市场推广、融资投资、政策协调。
1、公共产品理论。
金融基础设施全部或部分具有公共产品的三个属性，即不可分割性、非竞争性、非排他性。金融基础设施一般由政府机构或非营利性机构建设，作为体现政府责任的重要方式，面向所有市场参与者提供更有效率和更加公平的金融服务。
2、经济外部性理论。
金融体系存在较强的外部性，不利于实现金融资源的帕累托改进。通过完善金融基础设施，规范市场运行，严肃市场纪律，可以实现金融体系外部性的成本“内部化”，减少负外部性的发生或者降低其不良影响。
3、产业经济理论。
平台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包括金融基础设施在内的平台企业具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特性，当所有市场主体通过一个平台协调交易时，网络效应最大化，效率也最高。平台经济与共享经济是同气连枝的一对概念，在政策表述中也往往相提并论。
4、金融监管理论。
关于金融监管，并没有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在现实中，金融监管更多地是经验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即基于金融体系运行的实践来确认监管的必要性和监管的效果，金融消费者保护、金融风险防范和金融运行效率提升是三个基本目标。对于金融基础设施的监管，必须考虑金融基础设施的特殊性，包括更具基础性的网络外部性，对金融市场公平竞争的重要影响，以及对金融服务可及性的重要影响。
5、金融科技理论。
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关键技术成为“金融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边界最终将取决于技术创新。传统技术无法很好解决金融交易的信任问题，因此许多交易需要在有组织的场内市场开展，国家认可的法理保障解决了可信问题。随着区块链等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技术可信将成为法律增信的补充手段甚至替代方案。
1、关于“做什么”，应当在强调风险导向的同时重视发展导向。
新兴加转轨的发展中国家，这仍是当前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考虑到不发展是最大的风险，中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实质上同时承担着风险导向的监管职责和发展导向的主管职责。在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应当更好地发挥金融基础设施的“创新沙盒”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利用现代技术赋能金融提质增效，营造安全普惠的金融创新发展环境。
2、关于“靠什么”，应当在强调科技赋能的同时重视机制赋能。
考虑到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实际存在政府主导型和市场自发型两种建设模式，对于政府主导型的非公司制金融基础设施，可以通过公司制改造，优化治理结构；对于市场自发型的金融基础设施，可以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保证必要的政府管控；对于具有广泛市场认同度的金融基础设施，可以通过挂牌上市，强化公众监督。
3、关于“管什么”，应当在强调统筹监管的同时重视专业监管。
统筹监管的核心要义是推动形成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统筹监管并不意味着统一监管，更不意味着同一监管。遵守共性规则、尊重个性特点，这一原则既适用于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也适用于对金融基础设施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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