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 骥

2024年1月7日，第二十五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bat365在线平台网站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增长动能中国探索”。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

观点概览

Ø 实现“双碳”目标有两个新的增长动能：一是新需求，新投资领域和方向——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二是依靠科技与体制机制创新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绿色低碳经济和数字经济以及二者的融合是新议程、新方向、新动能。如果要发挥这个潜力，一方面要逆周期调节，向新方向形成有效投资，用新增长动能顶住房地产失能减速的负压力；另一方面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在长期最大限度发挥要素市场配置环境要素资源的作用，通过价格机制平衡要素供求而去衔接跨周期的转型，在动态均衡中逐渐有序完成碳中和转型。邹骥认为有机会短期促增长、长期促转型，关键是要找对投资的领域和投资的方向。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关于实现“双碳”目标的学习体会。着重考虑的是怎么把“双碳”目标作为发展本身的其中应有之义来考虑，它已经不是一个单纯就环境谈环境，就气候谈气候的事了。

首先，大道至简，回到方向和路径上来。

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有五个特征，其中有两个特征和“双碳”目标有直接的联系。第一个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第二个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第二个和平发展道路里面还有一个蕴含，我们谈了很长时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里面有一个全球气候变化，这涉及到人类命运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这是我们的方向。现在讲“双碳”目标的事情可以放在这个框架、这个高度上。

碳中和的路径，仅仅从减缓气候变暖角度讲至少包括基本的产业结构调整，过去我们理解产业结构调整最宏观的一次、二次、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总会有一个自然的趋势。二次产业、重化工业是过去主要的排放来源，似乎以后服务业发展起来就好了，我们的排放趋势是下降的。

但是实际是不然，因为交通是在三次产业里面，另外诸多高耗能的消费活动、服务活动，都是在三次产业里面。就此而言，这样的产业结构的演化方向还未见得能够让我们走到碳中和的路上去。

更具体来讲，实现碳中和，一个是可持续的用能方式，这里面包括节能和提高能效，这是第一个路径；第二个路径是电力部门的深度低碳化，重要的是向非化石能源的电力转化；第三个路径是终端用能部门的电气化，最典型的例子是电动车，当然在建筑、工业部门也有电动化的问题；第四个是非电能源的燃料转换，转到甲醇、转到氨，在工业部门也有大量这样的情况；第五个路径是碳汇及负排放；第六个路径是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甲烷、过氧化氮等等。这是非常笼统的一张图谱，我们要一个一个去做。

这里面比较重要的，占比比较高的，一个是能源用能方式的可持续转换，节能和能效。但是在新时期讲能效一个重要的抓手是数字化、人工智能；还有一个是电力部门的深度低碳化。

什么叫“先立后破”呢？实际上用经济学的词就是管理好存量，存量是后破的，现有的存量要管理好、要稳定，要高效地利用。然后我们做改革、做转型都是从增量开始做的。增量累积5年、累积10年，最后也转换成存量，那时候存量的占比会发生变化，这就是短期稳住存量，增量改革，长期就是有序更新和升级存量。

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今天大家核心关心的是安全问题，是下行压力的问题，增长的新动能的问题，今天我们论坛的主题也是这个。

实际上找出路，从最基本的概念讲，一个是要通过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进步来提高效率，就是所谓提高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这是一块，说来容易做来难，也得做。

还有一个是结构的转变，包括要有新的方向、新的要素。还有一个就是为了支撑这样的创新和结构的转变需要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来保驾护航。

这里面我稍微谈一下钱纳里现象的解读。大家都知道，钱纳里当年做了一个计量经济学的分析，他是把收入水平和经济结构关系做了一个数量上的关联，这两个是有关联的，随着收入从几百几千到上万美元，然后到了高收入，经济结构是在变化的，这个现象被大家广泛地认识了。但是这个过程是不是自然的？当然有自然的过程在里面，比如西方国家他们的达峰是在《巴黎协定》以前，甚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前就已经达峰了，像欧盟，这可以认为是自然的过程。但是深度地让这二者之间，就是收入水平和结构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让结构不断变化，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现在是1.2万，到1.5万、2万、3万、4万，这么走下去，这是一个谜。能不能做到？其实我们依然还在探索这个问题。当然这背后有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来推动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

新的增长动能在于，新的需求，新的投资领域和新的投资方向。我们一般认为现在物质资本可能总会要走到一个接近饱和，或者面临升级的阶段。在人力资本，特别是今天“双碳”的环节谈自然资本，因为讲碳中和，实际上我们在投资自然资本，另外还有社会资本，整个国民财富的占比会发生变化。这是一个新动能。另外，创新提高我们的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保证我们现在5%（的增长），能不能持续更多年的5%，另外把我们潜在的增长率给释放出来。

更具体而言，新的方向、新的领域，一般来讲一个是绿色低碳经济，一个是数字化、人工智能，再加上二者之间的融合。我们也做过一个估计，在绿色经济领域里面，能源转型、绿色低碳化这里面主要跟交通和建筑有关，另外数字化融合还有新型制造业，比如氢冶金、短流程钢、氢化工，也包括刚才谈到的燃料的变化，醇、氨等等。另外，利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全面提高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能效，这里面的潜力我们算过，如果达到2度或者低于2度，大概是140万亿投资的潜力。“十四五”期间大概是46万亿的潜力，平均每年9万亿，这个大体相当于2020年的时候全社会投资的六分之一，也相当于那个时候房地产投资的一半。

如果要发挥这个潜力，一方面短期如果要搞逆周期调节的话，往这里面投，形成了有效的投资，短期稳增长，再顶住房地产投资开始下降、销售不足的失能减速的负压力，拿这个新的顶替它。再一方面，长期衔接跨周期的转型，一点一点就形成了转型。所以就此而言，我们觉得是有机会短期促增长、长期促转型，关键是要找对投资的领域和投资的方向。

但是这里面还要处理好一个关系，所谓“先立”就是在能源领域里面要先立可再生能源的电源、立电网、立储能，“后破”就是现有的十三四亿千瓦的煤电，还有工业领域里面用的煤，

要稳住存量，不是说一夜之间就停了，而是要一点一点的，根据设备的寿命周期，根据新能源、新技术的技术迭代周期，也根据我们投资的周期稳步地，大约用20—30年的时间把它一点点往外退，或者降低它的占比。另外，对其中发生的就业问题、财政问题、金融风险问题，妥善地去处理。这个大体上是先立后破在狭义上讲，在能源转型上讲。

最后，所有说的这些事情是需要体制机制支撑的。中国碳中和的道路大概要走40年，现在其实已经不到40年了。这么漫长的道路，没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是不可能自然完成的。这里面的核心是要实现激励相融，而激励相融最基本的是要给市场主体提供经济刺激、提供融资的渠道，然后让绿色低碳领域的投资有合理的回报。这样才能源源不断地把投资、把消费、把贸易，这几驾马车给扭到一个正确的轨道上。

这里面有一个核心是关于碳市场，碳市场的改革现在我们在路上，可以说方兴未艾，中央有很多精神。前两天国务院又刚刚通过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这都是在稳步进展。但是我们心里面要有一个对应的关系、时间框架的关系，我这个改革如果说可有可无、可快可慢，可能不足以去支撑刚才前面谈到的那些实体经济生产力的变革速度。而往往有时候现实的研发是走在你前面的。

这里面给大家讲一个数字，我们现在的碳市场是仅在电力行业里面应用的。在电力行业里面我们想想当时设计的碳市场是用基准线，而且是煤电机组的基准线。但是那个技术的本意是提高煤电的效率，向更高的能耗基准去看齐。但是今天的技术现状已经远不是这个了，今天是光伏、风电，是它们在大规模大踏步地前进，大规模地替代煤电。在煤电内部去探讨改革、三改联动，我觉得这个余地是有限的，不是不可以做，但是你去比较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可能我们的着重点，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在那个地方。

碳市场的设计有没有着眼于这个，现在中央已经决定将能源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的“双控”，这个大政方针已经有了，碳市场能不能有总量控制？现在起步是45亿吨，能不能每年减1亿吨的配额，10年减10亿吨，这是非常可观的。这样才能实现中国真正的覆盖量最大的碳市场。而一年1亿吨有没有依据呢？大家知道2023年可再生能源，仅风光涨了2亿千瓦，按1000小时发电的时候，大概能够减2亿吨的二氧化碳。如果一年用现有形成的风光的能力减2亿吨二氧化碳，拿出1亿吨给这些存量的45亿吨，2200多家煤电企业去减，还有1亿留着不在你那里用，我打一个折，很宽松的，实际上一年减1亿吨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样碳市场如果一年减1亿吨，只是电力部门的碳市场，一年减1亿吨的预期，我想我们的电力企业会加速投入到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电网的发展、储能的发展，就是举这个例子。当然，深化体制改革不限于这些，我们的一价税财金政策，包括电力市场本身有大量的改革的任务，可能这个事情既不能急躁，又不能怠慢。

我特别期待光华管理学院的老师和同学能够发挥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研究优势，把这个工作推向前进。

（本文在演讲全文基础上略有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