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金融风险防控

作者：刘俏 光华管理学院 金融学系教授 院长

从党的十九大到201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到2018年“两会”，中央不断强调“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微观基础。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比较薄弱，企业较低的投资资本回报率（简称ROIC）意味着如果想实现很高的增长目标，就必须依赖银行信贷驱动的固定资产投资，而这种增长逻辑导致了金融系统风险不断积聚。

（一）三大原因导致金融风险积聚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动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取得明显进展”被列为三大攻坚战之一。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防控金融风险。而金融风险的积聚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以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使得大量企业的投资回报比较低，很多行业出现大面积的产能过剩。

在过去若干年，我们的货币供给增长速度非常快，流动性很高。但这种高流动性产生的原因还是因为微观基础缺乏活力，大量的“僵尸”企业以及无效率企业在不断地吸收资金来维持运转。所以，这种以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是目前金融体系比较容易产生高杠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大量企业、地方政府等对金融的认知有偏差，金融占GDP的比例并不是越高越好。

由于认知上的偏差，很多地方政府是把金融作为本地最重要的一个支柱产业，过度强调金融的规模，出现了很多同质化、重复的建设。这种低效竞争本身一方面是让金融资产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金融业的增加值占GDP比例在不断的上升。另一方面会发现大量的资金其实在系统里面自我循环、空转，并没有转换成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与此同时，实体经济的企业进军金融行业，某种程度上增加了金融领域低质化、同质化的竞争，使得金融业的效率提升不起来，没有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

第三，金融基础制度有待完善。

比如，“刚性兑付”的存在就是很大的制度缺陷，这样的企业只要能得到资金，就有很强的动力去做大自己。金融体系在某种程度上被这些负债多的企业“绑架”，不得不靠更多的资金注入，或者是货币政策来维持这种“巨无霸僵尸”们的存在。

（二）尽快补齐征信建设短板，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我们的金融体系在涉及个人征信、企业征信以及地方政府征信的制度基础设施方面有较大欠缺。若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资金就不易流入到急需资金支持的行业或者板块里。

目前的发展阶段，我们需要加强制度基础设施的投入，打破“刚性兑付”。未来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者新的金融业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甚至区块链技术去化解这种信息不对称，实现征信普及化。通过这些方式，真正提升金融体系配制资源的效率。

（三）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关键是加强制度基础设施建设

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长效机制还是加强制度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地方政府应该像企业一样有一个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把每年的收入支出情况和资产负债情况很清楚地描绘出来；另一方面利用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对地方政府整个风险情况做完整的评估，并把这种评估结果作为考核的维度。通过考核指标的改变，强调地方政府的财务安全、债务风险的防范。最后，在制度基础设施上最终还是要迈出“打破刚兑”这一步。对地方政府而言，怎么“打破刚兑”是未来整个公共治理体系里一个比较大的课题。

（四）寻找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经济新动能

中国经济要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可以从三方面考虑寻找新动能：企业亟需升级转型；重新审视现有的金融发展路径与对企业的投资方式；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是重塑微观基础的关键:在研发（R&D）中，过去比较重视开发（D），不够重视研究（R），这一点尤其需要改变。

主题二：改革财政支出体制，加强公共服务的再分配作用

作者：陈玉宇 光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系教授

（一）大幅度改善收入不平等，是保证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增长的必要条件

   收入分配不平等，是当前中国持续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以前过多强调累进性的所得税手段，忽视了公共服务的再分配作用。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很多国家收入不平等的改善，更多是依赖均等化公共服务来完成，而不是只强调税收的累进程度。我国税收的累进程度已经不低，问题出在财政支出的均等化做得不够。因此重点应该靠财政支出改革，发挥财政支出的再分配功能，改善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二）中国当前的财政支出和公共服务不具有收入再分配效果，甚至是加剧不平等

拥有人力资本和财产的个体，通过市场活动取得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称之为"市场收入"。市场收入减掉直接税，比如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加上现金转移支付，即构成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减去间接税，加上获得公共服务的价值，就是对人们生活水平至关重要的最终收入。这里说的公共服务主要包括政府对于健康、教育、文化事业以及卫生环境等方面的投入。

相应的，改进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政策，发生在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在市场收入形成阶段。在这个阶段的政策重点包括：普及教育，改革劳动力市场，消除歧视性规定，发挥市场功能。

第二个环节是发生在市场收入与可支配收入的转换阶段，主要是通过累进性的个人所得税等政策手段来改进收入不平等。现阶段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已经很高了，累进程度过高会伤害积极性和经济成长。

第三个环节，是在可支配收入与最终收入环节，主要差异来自公共服务的提供。当前问题是公共服务不具有收入再分配的作用，甚至具有相反的作用。我国在这个领域内的改革迫在眉睫，这也是高质量增长的要求，是对经济增长扭曲最少甚至有促进作用的再分配政策。

（三）三条改革建议

第一，迅速推进财政支出改革。在各级政府层面，要求对公共服务的再分配效果做出评价。任何增量的财政支出，都要有哪些收入人群享用了该项公共服务的统计评估，从而推动公共服务起到再分配作用，保持社会健康稳定。当前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关键在财政支出制度的改革。应强调现有征集上来的税收怎么花。因为通过具有再分配性质的公共服务开支，可以使得最终收入的平等程度大幅度提高。让公共服务更具再分配性质，而不是优先为高收入者提供公共服务。通过公共服务的再分配效应解决问题，是很多国家的经验，比把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程度增高，对经济发展的副作用要少。

第二，改革个人所得税，迅速地将个人所得税有效地覆盖极高收入人群。市场收入来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与大部分市场比较健康的国家相比，中国处在平均线左右。但很多国家通过累进的所得税、现金转移支付等手段，可以将收入差距缩小。而中国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与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差异很小，这说明中国的累进所得税制度在纠正收入不平等问题方面作用不大。这引发了人们希望中国实行更加具有累进性的个人所得税，让高收入者面临更高税率，甚至要求房产税也去扮演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这些建议是误导性的。中国的税率累进程度已经不低了，主要问题是将分类收入征收尽快改成综合收入计征，同时加强征管体制和方法，将金字塔尖的高收入人群覆盖住。

第三，中长期，着手推动劳动市场制度的全方位改革，使得劳动市场更有效率地配置劳动力资源。

主题三：加快推出公募REITs试点，为建设房地产长效机制提供金融支持

作者：张峥 光华管理学院 金融学系教授

2018年“两会”期间，呼吁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以下简称 REITs）的提案建议频出，表明对建设REITs市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公募REITs可为住房租赁企业提供最有效的退出渠道，使企业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开发-运营-金融”的低杠杆新模式。

目前市场普遍关心的问题是当前较低的住宅租金回报率难以为REITs发展提供支撑。但从长期看，一方面，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形成后，商品住宅价格的波动幅度将更趋和缓；另一方面，REITs有助于改善以个人为主的租赁住房市场结构，提升运营水平和服务质量，在投融资、运营和管理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随着租房居住观念逐渐形成而带动需求的增加，租房质量提升以及多样化供给将带动租金回报率的提升。发展公募REITs是促进租赁住房市场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应加快推出REITs试点，为建设房地产长效机制提供金融支持。

主题四：区块链潜力巨大，但应警惕短期投机行为

作者：刘晓蕾 光华管理学院 金融学系教授 系主任

区块链无疑是当下的热点问题。如果一项技术及其应用的根本目的是助力实体经济，政府及各界应该持支持的态度；而对于容易引发投机炒作的，就需持审慎态度。

数字资产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资产。区块链技术有潜力解决数字资产的确权问题。但是目前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及制度建设上，区块链都还在发展的初期。目前观察到的应用场景还比较有限，多数应用是联盟链。总之，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新技术有极大的潜力，但技术成熟的过程会非常漫长，短期内可能出现过度投机炒作，应谨慎对待。

主题五：央地关系与政府治理改革

作者：周黎安 光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系教授 系主任

（一）过去四十年的央地关系为高速经济增长奠定了关键性的制度基础

过去四十年央地关系和政府治理方面最突出的特征是：地方分权与地方竞争。这两点为中国四十年高速经济增长奠定了关键性的制度基础，成为中国增长模式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围绕着地区经济发展的地方竞争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地方官员之间围绕着辖区经济增长的锦标赛竞争（或称为官场竞争），二是辖区企业之间在市场上竞争。更重要的是，官场竞争的结果与辖区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结果息息相关，官场竞争与市场竞争相互作用，因而衍生出“官场+市场”模式。这是中国过去四十年高速增长所依赖的重要制度基础。

（二）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新的发展条件下，建立一个全国性、一体化的市场经济需要打破各类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地区歧视和“地方割据”，建立一整套超越属地局限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过去五年中央开始淡化GDP挂帅，强调绿色发展、创新和民生。

如何在维护地方分权和地方竞争的基础上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我们面前的一大挑战。

下一步的改革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第一，进一步完善地方官员竞争的锦标赛制度，让创新、绿色、环保进入官员晋升的指标体系。根据各地经济发展和自然条件，不同地区尝试有区别的绩效考核体系；加强对地方官员决策和行为的长期影响的考核，如地方政府债务状况和生态环境长期影响。

第二，在“自上而下的考核”之外引入“自下而上”的考核，在公共服务方面引入跨部门和跨地区的竞争机制。利用现代移动互联技术，让百姓和企业及时评价政府部门的服务态度和效率，建立跨部门的公共服务质量排行榜和跨地区的营商环境排行榜。

第三，寻求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平衡。引入多重的制衡和监督地方政府的方式之后，中央政府可以向地方政府下放更多权力，依靠地方竞争和跨部门竞争激励地方政府提高公共服务能力。

主题六：展望2018宏观经济，全年增长无忧

作者：颜色 光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系教授

（一）预计今年我国GDP增长6.6%

2017年，我国经济增长6.9%，实现了2009年以来首次增速回升。今年GDP增长目标设定为6.5%，低于去年增速，也体现了政府可以容忍经济增长在一定范围内放缓，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考虑到今年去杠杆防风险、控制地方政府债务和保持房价稳定等背景下，政府不会出台大力度的刺激性政策，且房地产投资也可能会进一步趋缓，我们预计今年我国GDP增长6.6%，略低于去年增速。

（二）经济硬着陆可能性不大

一是服务业增长仍会保持较高速度。二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同步复苏，出口有望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三是受益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需求回暖，民间投资也会继续推动投资增长企稳。此外，如果单季度增长低于6.5%的目标，政府将会迅速应对，有很大的政策空间来防止经济继续下滑。

（三）预计今年CPI略低于目标

今年的CPI目标仍被设定在3%左右。预计去产能过程、严格环保标准、低基数且处于复苏周期的大宗商品价格等因素将会在今年继续推高PPI，进而传导到CPI。并且考虑到食品价格将转为上涨，今年CPI会呈现上涨态势，我们预计今年CPI将从去年的1.6%上涨到今年的2.5%，略低于目标，PPI上涨4.5%。

（四）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

关于货币政策，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保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保持M2、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并且引导资金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预计在去杠杆背景下，今年央行的货币政策会保持中性偏紧，公开市场操作、常备借贷便利和中期借贷便利等市场政策利率将提高20个基点。我们不认为央行会提高存款基准利率，但银行很可能会提高实际存款利率以稳定理财产品规模。

（五）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体稳定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和国际收入基本平衡。预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会大体稳定，年底会在6.3-6.5左右，但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汇率的调控可能会更为谨慎。今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望加快，但央行和外管局仍会谨慎开放资本账户和监管资本流出。

（六）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

财政政策上，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依然不变。考虑到政府债务规模仍在上升，特别是PPP等新型融资方式可能推动地方政府债务较快增加，我们预计今年的财政政策会比去年略紧。今年基础设施方面与去年规模类似，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仍有望保持稳健增长。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但却没有明确全国范围内政策施行的具体时间。房地产税立法进程将是渐进的，社会各界对房地产税的意见分歧之大也会导致政府高度谨慎，预计房地产税立法将在2020年完成，并不会早于2022年实施。

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改革，以及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将是今年财政改革的重点，地方政府有望获得更大的财权。

主题七：对外投资结构优化成果初显，高质量发展需加强政策协调

作者：李育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对外投资所

（一）对外投资结构优化成果初显，对外投资仍有增长潜力

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总量1246.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2%。但对外投资行业结构、区域结构和融资结构更加优化，对外投资趋于理性，资金投向进一步“脱虚向实”。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从中长期视角来看，一个国家对外投资占GDP的比重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目前，中国对外投资占GDP比重约为1%，这一水平显著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并且，中国对外投资存量与美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比较优势的变化，未来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仍将保持较强的增长潜力。

（二）高质量发展需加强政策协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未来对外投资政策导向将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对此，需要平衡好三方面关系：

一是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与扩大双向对外开放的关系；

二是企业“走出去”风险和收益的关系；

三是对外投资与对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

未来对外投资政策应坚持宏观层面科学监测预警与微观层面投资便利化提升并重，加强不同层面、不同目标、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性，积极稳妥扩大双向对外开放，进而不断提升对外投资质量。

作者: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刘俏、陈玉宇、张峥、刘晓蕾、周黎安、颜色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对外投资所 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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