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蕾 李学楠 李松楠 冯业倩

观点概览

●完全企业自治会导致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不足；党组织的领导能够将社会福利目标纳入企业的决策目标函数中，从而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承担。

●党组织治理程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越好；党组织治理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作用，在企业禀赋中对社会福利关心程度较低时更加明显。

●中央党组织指明方向、基层党组织贯彻执行、企业管理者具体实施的组织体系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优。

●本文研究结论为坚持和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以及加强基层党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证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章程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人民至上的视角以及资本追求利润的描述，探讨党的领导在企业治理、特别是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而为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提供理论支持。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其治理结构完善与社会责任承担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背景下，理解党的领导在完善企业治理、从而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和思路

本文建立了一个竞争的市场模型，市场上的经济主体包括消费者和企业。企业在生产可供出售的私有品的同时，也会生产一定比例的公共品，且私有品和公共品生产数量的投资决策均由企业决定。公共品可以体现为社会捐赠、环境保护等“正面公共品”，也可以是环境污染、财务违规等“负面公共品”。私有品需要消费者付费购买，而公共品则是免费的。消费者的效用，即满足程度，由个人购买的私有品以及全社会提供的公共品共同决定。企业通过销售私有品可以直接获得利润，而公共品的生产虽然无法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但可以通过影响消费者对私有品的需求函数来间接影响企业利润。本文假定，在完全企业自治的情况下，企业目标是利润最优。在利润目标的指引下，企业缺少为消费者提供公共品、以改善消费者效用的激励，从而导致公共品的供给数量并不能达到使全社会福利最优的水平。

党组织的治理作用是通过引导企业改变目标方程，从而改善公共品供给来体现的。党组织分为中央党组织与企业党组织（即基层党组织），其目标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中央党组织与企业党组织各自拥有一定的信息优势：中央党组织准确掌握公共品在消费者效用函数中的具体形式，并且可以将这一信息传达给企业党组织，但对企业生产的特征信息掌握不足；企业党组织对公共品需求的认知不如中央党组织准确，但拥有企业层面的特征信息，并且可以通过党的领导，结合中央党组织传达的公共品需求信息，调整企业目标方程，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 

二、模型设计和实证检验

在基准模型中，我们首先分析完全企业自治情形下企业公共品供给的竞争性均衡，即在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设定下，模型实现的均衡结果，并通过求解实现最大化社会福利水平的私有品和公共品水平，来求解社会最优福利条件。分析表明，完全企业自治情形下的竞争性均衡会导致公共品供给比例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在模型中引入党组织治理后，企业的运营目标不再只是最大化利润，而是综合考虑利润与公共品供给情况。分析表明，相比于完全企业自治，党的领导可以提高公共品的供给，而且党组织治理程度越高，公共品的供给越接近社会福利最优水平。本文的理论模型还进一步探讨了企业关心社会福利的初始禀赋差异，会如何影响党的领导在公共品供给中的作用发挥。模型结果显示，如果企业禀赋中对消费者福利的关心程度较低，那么其公共品供给偏离社会最优水平较多，因此党组织治理对于公共品供给的促进作用也就相对更大。

在模型拓展中，本文还讨论了中央党组织与企业党组织两层治理结构在存在信息不对称时，采用何种社会组织模式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具体来说，本文假定党中央作为核心的党组织，能够准确把握提升社会福利的方向，即明确知晓消费者的满足程度函数；而企业党组织受限于组织的局部性，无法准确判断福利函数参数数值，但能够掌握企业的实际情况，表现为知晓企业成本函数的具体参数。这些假定体现了党中央对于社会整体宏观情况的了解优于基层，但基层对于个体微观情况的掌握优于中央。由于企业对全社会公共品需求信息掌握不足，因此完全去中心化的决策并不能实现最优；中央党组织仅掌握公共品需求信息，而对企业生产信息掌握不足，因此完全中心化的决策也同样不能实现最优。只有中央党组织将公共品需求信息传递至基层、基层党组织将这一需求信息与自身掌握的生产信息结合进行决策，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本文的模型得出结论：党中央指明方向、基层党组织贯彻执行、企业管理层具体实施的组织体系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优，而且中央与地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基层党组织的作用越重要。

本文对基准模型中党组织的治理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以2013至2019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国有企业“党建入章”以及国有、民营企业党建活动的开展情况衡量企业党组织治理程度。本文研究发现：企业党组织治理程度越高，其财务违规越少且社会责任履行质量越好，从而证实了基准模型中党的领导有助于改善公共品供给的预测。此外，本文还发现企业党组织治理的财务违规减少效应和社会责任质量提升效应在地方国企与民营企业中表现更明显，而在央企中表现相对较弱，这与基准模型中党组织的作用在企业对社会福利关心程度较低时更重要的结论相一致。

三、研究结论和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势，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

本文的理论模型揭示了党的领导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党组织发挥作用的机制与路径，有助于社会各界进一步理解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就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实现路径而言，本文的理论模型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模式与西方强调的通过价格传导机制进行市场监督的模式进行了对比，论证了党的领导模式是比市场监督模式更优地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途径。本文还在模型中加入了公共品需求相关的信息不对称，结果显示，在中央与基层各自拥有一定信息优势的情况下，单纯去中心化或者中心化的决策都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优，党中央指明方向、基层党组织贯彻执行、企业管理者具体实施的组织构架才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正确路径。因此，本文的理论模型为坚持和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以及加强基层党建提供了理论支撑。

具体来说，之所以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因为党中央对于社会整体情况把握优于地方；之所以要全面从严治党，是为了保障党中央定下的决策目标可以被基层党组织正确接受；之所以要加强基层党建，是为了保障基层党组织得到的政策目标能够在企业决策中加以贯彻。因此，本文揭示了为什么中国模式，即党中央、基层党组织、企业管理层各司其职的社会组织模式能够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进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制度优势提供了系统性的理论基础。

本文的理论模型及实证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其一，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督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仅仅靠市场化的监督是不够的。目前主流观点认为，企业需要更多更好的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中国市场也逐步要求上市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我们的研究表明，即使在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市场调节也无法达到公共品的充分供给；而党组织治理通过在企业目标函数中加入社会福利权重，是更有效的做法。因此，我们的研究建议，重视企业社会责任，仅仅强调企业自身的信息披露以及市场监督并不足够，应该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其二，鉴于党中央对大局的把握更精准，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且基层党组织需要正确理解和接受党中央定下的目标。其三，本文的研究发现，基层对社会福利自主关心程度越低、与中央之间的信息壁垒越大，基层党组织治理的作用就越大。因此，企业党建工作应当不仅限于大企业和国有企业，还应当向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推广。

作者单位：刘晓蕾、李松楠、冯业倩 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光华管理学院

李学楠 长江商学院

原文发表于《经济管理学刊》2022年第1期，有删改。

简报执笔：张佳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