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俏

背景介绍：由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光华管理学院、bat365在线平台网站经济政策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北大光华两会前经济形势和政策展望分析会，已经成为光华管理学院的传统，从2014年开始每年都会举办。两会是观察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窗口，今年分析会的主题是：2019宏观经济形势、结构改革和战略机遇期。本文根据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会上演讲记录整理。

从去年开始，整个光华在思考：到2035年习总书记提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有将近17年的时间里，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什么样的长期挑战，包括发展路径的选择和重大改革举措的论证。

我们经历了一个伟大的时代，现在一个关键的结点期和重大战略机遇期，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一旦转型成功，中国将会面临一个我们乐见伟大的重新崛起。但是挑战同时并存。我想从10年至20年这样一个更长维度来探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面临什么样的长期结构性的问题。基于此，我们还将继续探讨对改革的路径和实业家将面临的机遇。

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用倒推的方法，到底怎么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做了保守的估测。按目前经济增长动能的情况，我们对未来发展目标作了一些保守估测。人均GDP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生活水平很重要的指标，虽然不完美，但是有很大的参照意义。人均GDP按购买力PPP平价，尽管争议很大，但是国际比较没有更好的方法，因为汇率在不断变化。我们预测2035年人均GDP大约是3.5万美元。这个数字很难产生一个具像图景，到底意味着什么样的水平呢？

这个数字对应美国1988年人均GDP按PPP计算的水平，对应日本是2004年，法国、德国都是二十一世纪的初期或者是二十世纪的末期。这构成我们对中国未来长期的经济社会演进基本预测的基础。这个国家在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到2035年如果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什么样的状况。

以此为参照对很多问题的认知会更清楚一些，另外一些需要克服的挑战也会更有针对性地辨识出来，这是我们讨论的一个前提。但3.5万国际元是否准确，可以商榷。

我们把问题明确出来，要实现3.5万人均GDP的收入，中国到目前为止有什么样需要克服攻关的重大的结构性的长期问题？

第一个讨论，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中国如何保持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习总书记讲得很清楚，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不是以前简单的要素投入，靠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的投入。更重要的是要素的效率，怎么样让有限要素聚合在一起产生更大的效率，更好产出。经济学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全要素生产率，大家都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中国经济未来成长的指标。

过去40年我们做的很不错，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到目前为止十七八年的时间，我们的增长速度比美国高2.7%。尽管如此，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按照常用的Penn World的数字来计算，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美国的大约43%。我们发现主要国家达到经济现代化的时候，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上是美国的78%左右。以此为参照，以一个保守的目标，中国在2035年达到美国的65%，这就意味着每一年比美国TFP多增长1.9个百分点。美国现在是0.7-1个百分点的数字在摇摆，意味着中国在未来17年的时间里TFP需要在2.6%、2.9%-3%之间，这是非常难的。特别是服务业的提升，在TFP方面难度很大，这是需要长期思考的问题。我们究竟用什么样的动力去驱动中国未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在后工业化时代保持较高水准的增长速度，这里面技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技术在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并没有体现出来。美国过去20年各类高新技术不断崛起，全要素生产率保持在1%左右。相应中国怎么做到2.6%-3%的年均增速，我们认为更多的驱动力是体制改革，更大力度、更彻底的改革让市场化的力量真正主导要素配置，使得要素效率发挥出来，这是我们思考未来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件事情。

第二，产业结构。同样横向比较， 2035年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程度的话，基本上我们三个产业的比例分配大致对应着发达国家达到人均GDP3.5万国际元时的结构水平：农业只占3%-4%的GDP，工业贡献32%，服务业贡献65%或者更高。这样的水平意味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需要很好的发展。发展的来源动力来自何处，服务业的开放程度是否能够支撑产业结构到2035年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中国一定要保持比较高的制造业比例。原因很简单，一方面作为主要国家，制造业本身非常重要，特别是关键技术、关键领域有赖于别的国家的时候，保持强大的制造业意义重大。另一方面，要保持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靠服务业和农业难度非常大，最后还是需要保持一定比例或者说非常有活力的大工业，制造业在这里扮演的作用非常明显。

第三，怎么过渡到这样的产业结构？相对应的是劳动力的配置问题。原因很简单，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就业人口随着人均收入水平增高在下降，这是国际上非常明显的趋势。第二产业基本上是倒U型，先上升后下降。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绝对是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在上升的。在中国，2017年农业大概贡献了7.9%的GDP，但是用了将近27%的人口。如果到了2035年农业的GDP 3%-4%，整个就业人口达到相对应的比例到4%-5%，意味着在这一进程中将有20%以上的农业就业人口必须向第二、第三产业重新配置。怎么完成就业人口大面积大规模地向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重新配置？这将带来对公共服务体系、教育，包括与服务业相关的一系列的行业带来巨大的挑战。这是未来17年时间里面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第四个，人口老龄化。讲几个数字：第一个，据我们的保守估测，到2035年中国老年人口占比也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达到23%，大概3.7亿的概念。日本在2004年人均GDP达到3.5万国际元，达到我们预计的2035年的水平。当时日本的老龄人口占比是14.15%，我们的预测比它还多了9个百分点。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现在来看非常严重，意味着中国2035年很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状况。这种情况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我们在未来17年需要思考有什么样的对策。

第二个数字，人口抚养比，0-15岁以及65岁以上的人口与劳动力的比例在2035年会达到58%，其中老年人口抚养比37%。这些数字都到了比较危险的水平线，迫切需要对未来采取积极的措施去应对。

再看一个数字。目前我们人口平均年龄中位数跟美国差不多，都是37岁，到2035年是46岁。这种情况对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调整、高质量发展各领域各行业带来的挑战是很明显的。

第五个挑战，城乡结构变化。中国的城镇化率现在大约不到60%，保守估测到2035年城镇化率很可能会到75%甚至到80%，城镇人口到80%。这也会带来很多问题。首先，大量人口从农村迁向城市，用什么方式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对户籍制度、公共财政支出的现状带来挑战。其次，人口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转型，2035年有20%的人口在农村，对应的是3%或者是4%的第一产业的GDP。这也意味着，要消除城乡社会差距，必须让农村的20%的人口享受更多的产业收益或者是投资带来的收益。现有的产业结构怎么支撑这样一种转型？这个问题很迫切。同时，到2035年农村人口有2亿人在60岁以上，他们的生老病死、养老靠什么方式来解决？这对我们现有的公共服务的支撑体系有很大的挑战。

第六个挑战，高端人口缺口研发效率的问题。中国研发做得不错，现在研发GDP占比达到欧洲的平均水平，2.1%。美、日、韩、以色列更高一些，高收入国家基本上达到3.5万人均GDP的收入的时候对应的研发占比都较高，只有英国稍微差一些。

未来我们的研发在未来能否继续保持高强度的快速增长？在2035年达到2.5%甚至3%，这从总量上讲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研发结构是有问题的，用于基础研究的研发只占到研发总额的5.5%，美国的数字是17%，法国达25%。我们对基础研究缺乏重大的投入，导致的后果是基础的核心技术、核心领域不能形成产业供应链的闭环，对别国的技术依赖非常高。另外中国知识产权的净价值为负，专利和知识产权出口低于进口，说明研发质量还有很大的空间，反映是对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研发是由R（Research）和D(Development)组成，我们对开发（Development)看得很重。中国的研发70%以上是企业来做的，因为企业面临着现实挑战和生存压力，可以理解的是，研发方面一般采取一些比较现实的思路、策略。但是中国未来长远发展需要底层技术，需要科学层面有更大的投入，否则会成为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健康发展的瓶颈。这方面日本做得好很多，基础研究占到整个研发的12%-15%，并且明确提出来增加研发的GDP占比达4%。日本2001年制定《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计划在二十一世纪的前50年制造30个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到目前为止获得18个了。跟这个计划本身有无关系未知，但是指导的思路非常明显，一定要加强基础研究，产生底层技术和科学成果，这样国家的科技实力真正更深厚一些，这一点是我们未来长远的挑战。

第七个挑战，如何提升投资效率的问题。我们的人均资本存量（含建筑投资），只是发达国家达到人均3.5万国际元时的1/3的样子。投资空间很大，在未来很长时间可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

但是同样存在问题，首先，人口老龄化对投资率会带来很大的挑战。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跟储蓄率之间负相关的关系很明显，各国都如此，人口老龄化增加之后储蓄率会降下来，形成高水平的投资率就变得比较困难。

其次，投资效率太低。举例说，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平均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是3%，意味着我们投资项目多却不创造价值，更可怕的在于为了投资规模，采取很高的杠杆率。中国宏观杠杆率高，特别是反映在企业层面高，很大程度上跟投资资本收益率不高是密切联系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需要重新塑造中国经济微观基础，让企业把价值创造放在追求规模之前，这对未来宏观政策带很来大的启示。今年的财政政策会变得激进一些，基础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会加码，怎么保证投资者回报达到一定的水平，避免以前犯过的一些周期性错误，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大问题。

第八个挑战，消费结构、消费率的问题。保守估测到2035年中国消费率将达到72%。政府消费占比14%，较为稳定，这就意味着居民消费占比应达58%左右。而现在的水平约为38%-39%，那么未来17年需要增加20个百分点。

一方面是经济增长转型转向消费驱动，习近平总书记讲的高质量发展最核心一点是实现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如果不让人从经济发展中受益，发展不反映在生活水平的提高上，那么这种现代化的意义不大。未来17年，居民消费增加需要做很多工作：怎么保证收入水平提高，怎么保证收入分配差距能不断缩小，怎么把房价控制住，怎么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让居民愿意消费。这一切对未来的发展形成挑战，但同时也是机会。

说到结构，2019年服务型消费比例已经到了44.2%，包括教育文化娱乐医疗等支出，美国这一数据是68%。当前的中国实际收入相当于韩国1990年的水平。基准情形下按照韩国从1990年起的提升速度，20年间年均增长0.8%。到2035年中国的服务性消费占比达到日本2017年水平58%。

怎么让我们的服务业更好地满足这样一个急剧上升的高品质的服务需求？需求侧明显把这个力量呈现出来，需要很大的缺口去满足。服务领域开放竞争，让民营资本、国外资本加入进来，让服务业的品质质量提升，从供给侧来讲这是很重要的环节。

第九个挑战，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还需要分析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位置。我们总讲，中国制造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不赚钱赚吆喝。有一个价值链的上游程度指标，其取值约等于本国中间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上游指标）减去一国出口中包含的外国中间品比重（下游指标）。

上游除了原材料之外，主要是核心零部件，核心技术的竞争优势，这里面的比重越高，是在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越牢固。中国的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指标为0.01（数值大者更靠上游），略微低于40个主要开放经济体的平均位置（0.04），而美国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指标为0.29，明显处于上游，有类似芯片等的上游技术去控制价值链。未来17年里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首先突破全球平均的0.04？如果有可能到2035年达到0.29甚至更高。这不仅对研发、对产业结构，甚至对未来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带来很多的新的启示在里面。

上述是在未来17年里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些大的结构性长期挑战。简单讲，最好的解决方法是更彻底的改革和开放，让市场在资源配置里面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只有更彻底的改革开放，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我们才能应对这九个长期挑战。这要求我们在未来以更彻底的体制改革和更有效率的研发投入，尤其是基础科学的投入，再加上大力发展若干大工业，保持一定比例的制造业，以此实现较高水平的TFP增长；与此同时，我们迫切需要进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资金市场、土地市场、技术要素等的改革，让市场在要素分配中扮演决定性的作用；我们需要实现国家战略和自由市场更有效的结合，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需要重新梳理我们的人口政策、城镇化战略、大力保护企业家精神，大幅降低企业税负等等。

解决这九个结构性问题不会一蹴而就。乐观之处在于，中国发展模式从来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或是思维框架，它是一个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思想探索和实践探索的集成。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不在于它提供所有问题的答案，而在于它以开放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直面发展中的第一性问题，并不断寻求以现实可行的方法去破解这些问题。

我今天讲到的这些挑战，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直面的第一性的问题。我相信，依靠更加彻底、更加果断的改革开放，凭借我们四十年发展形成的基础和重新出发的勇气，找到破解这些第一性问题的答案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