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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均GDP不到一万美元的国家，提倡建立消费社会、抑制投资是不适宜的。人为刺激消费，其风险比过度投资更大，更何况，有效的投资可以促进结构转型升级和服务业发展，需要重视“投资服务化”的现象。

一、徘徊在通缩边缘的中国经济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通缩的边缘。从图中（见下页）我们可以看到，从2012年1月份开始，中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持续了55个月的通缩，直到2016年4、5月份开始才慢慢往回爬，到2016年9月份才由负转正变成0.1，然后持续地回升，回升到2017年到了高点以后又正常地下行。但2018年12月份的PPI又大幅度下滑到0.9，离负的PPI很近了，图形上看和之前几年又比较像，未来几个月会不会继续掉下去谁都说不准，当然也取决于具体的政策。PPI的通缩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应该尽量避免。

生产者价格指数（PPI）

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来看稍微好一点，图中的虚线是2.5，2.5以上比较舒服，而过去几年大部分时间都在2.5以下。所以，CPI也是低水平，但主要是更为严重的PPI，它们和GDP增长率的下行其实是一致的。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通缩的边缘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为什么会处在通缩的边缘？原因在于内需不足，内需不足表现在投资和消费都不足，但最主要是投资不足。

从宏观数据来看，消费是在渐渐地放缓，但投资却是大幅下滑的：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5.7%，低于计划的7.2%；2018年1-11月份的累计只有5.9%，2018年1-11月份的数据同比2017年同期回落了1.3个百分点，其中基建投资增长率仅为3.7%，国企投资增长率仅为2.3%，这块比2017年同期相比大幅回落8.7个百分点。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上述数据都是名义值，如果再扣掉物价指数，那么投资的实际增长率其实是非常低的。

从微观数据来说，2017年1-10月份货运量同比增速为10.2，但2018年该数值仅为7.3%；发电量的增长也显著放缓；基建跌得很厉害，房地产看来好像还可以，但扣掉土地购置费以后（因为土地不是真正的固定资产形成），房地产投资净的增速非常低，甚至还有负增长。

扣除土地购置费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下滑

虽然宏观经济形势非常严峻，但我们判断总体还有机会，还可控。

2018年年底的时候，货币政策已经开始调整，2019年开年就降准，2018年到目前为止，一共经历了四次降准，2019年这次降得最猛，不是定向是普降，而以前普降一般就是0.5个点。货币政策调整都很快，但是积极财政政策落实得不够积极，需要更加积极。

面对目前这样一个通缩状况，短期来说，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真正落实直接、快速、灵活、有效的财政政策，以尽量避免通缩，而且我们有特殊的国情，中国宏观调控的工具和手段远远超过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我们应该发挥它的优势，要更加果断、更加坚决。

另外一个，以往宏观调控的时候，经常会依靠产业政策，我们应该避免过度依靠产业政策来进行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可能会带来一些扭曲。此外，我们要尽量避免用调控代替改革。

我们认为要推行新型的、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些财政政策一方面是跟财税改革要结合，比如降低企业税负的政策要尽快推出；另一方面，在投融资的方法和结构方面也要进行调整：过去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融资主要依靠商业银行银行信贷，实际上将经济扩张的任务压给银行，也容易造成不良债务。当前财政政策的融资应该依靠国债、地方债、民间投资与财政资金相结合的方式，使得债务更加透明。

在投资方面，我们讲到投资，通常讲铁公基：以往的财政政策着眼于公共产品，主要推动高速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新型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更多着眼于公共服务的投资，比如环保、教育、医疗等与民生有关的公共服务投资应该是我们投资的重点。

二、投资被污名化

短期内让投资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点确实跟主流观点不太一样。

主流观点认为，造成中国经济目前所有困局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经济结构失衡，认为中国应该有一个理想的结构，我们的结构偏离了这个理想，所谓结构：

·一个是指消费与投资的关系，主流的观点认为这一层次的结构失衡表现为以外需太多、内需不足，经济内需当中投资过多，消费不足。

·另外一个是指三大产业当中，第二产业及其中的工业和制造业太多，服务业不足，主流观点认为，还是因为投资过多、消费不足，所以才导致产业结构当中制造业过多、服务业不足。

持这类主流观点的人群中，也有乐观与悲观之分：

比如Paul Krugman，就认为中国经济要崩溃，他以美国家庭消费占GDP的70%为标杆，认为消费没有达到70%就是没有持续发展的潜力，中国的家庭消费占比太低，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久，所以中国经济肯定会崩溃，问题在于严重程度。

乐观派如Stephen Roach那样，认为中国经济是有这个问题，但是中国经济不会崩溃，因为中国经济已经在调结构了，服务业在增长，消费在增长，所以中国经济会慢慢把结构调成美国那样。

而我们认为：“消费过低、投资过高”是一个错误判断。

消费和投资的数据衡量都有一系列的问题。除却这些，一个误区是，人们会把4万亿刺激政策所造成的投资浪费，放大到对所有投资效果的评价，一提投资，就会担心浪费和无效。当然，我们不是说投资越多越好，也不是说我们的投资体制没有问题，我们的观点是，投资问题不是数量和比重的问题，而是质量问题。

（一）被低估的消费

中国经济所谓“消费过低，投资过高”的现象没有人们想象的严重，因为是中国GDP统计口径和统计方法与其它国家的差异。消费在中国是被严重地低估了：

第一，住房消费被严重低估了。

美国住房消费占家庭消费的20%，GDP的14%，而中国仅仅为8%和3%，但比重高的原因是中国的住房、房租这块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平衡：中国自住房比例在过高的同时，我们在估算时用的还是历史房价，不能反映房价的迅速增长，我们的折旧用的是摊到每年每月的折旧（每年2%），美国用市场租金（大约6%），而除了高比率的自住房之外，事实上主流的真正租金并没有上报税务部门，所以中国的住房消费其实这块是很大的，只是统计数据上没有体现出来。美国的家庭账单，最大的消费是住房，我们最大的消费依然是吃喝方面，大概20%。

第二，服务部门的消费也被严重低估了。

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GDP比重70%，连印度都有57%，而中国的这一比例仅为51.6%，人们简单认定中国经济结构有大问题。但是这只是统计口径不同的原因，我国服务业被低估的原因包括：

1.医疗保健支出统计方法不同，医疗产品价格不是市场定价。在美国，这一支出占GDP的18%，而中国仅为5％；

2.教育支出被低估，公立高等教育价格非市场定价；

3.非正式的现金经济，很多服务未能进入统计，比如保姆等；

4.另外，应考虑到调查统计这块出于各种原因的瞒报和漏报的状况，比如在2006年普查中，由于服务业的严重低估，GDP在修订后增加了16%。

第三，会计制度使得我们的消费被低估。

GDP统计中只有家庭消费和政府消费，企业消费这块经常会被列为运营成本，如汽车、差旅费、餐饮费、娱乐费用等，这块市场是非常大的。此外，一些私人企业为了避税，会把自己及职工的个人消费列为行政支出，有数据显示，中国私人企业的差旅费和娱乐花费是韩国的两倍。

所以，如果把上述消费统计在内，我们的大体估算结果是：消费占GDP的比重应该能再往上调10%。

（二）被高估的投资

中国消费在被低估的同时，投资被严重地高估了。

在投资的统计中，存在大量的重复计算，这使得各省的GDP之和要远远大于全国GDP。各省GDP之和是从2003年以后超过全国GDP的，这与中国投资率上升的时间点是完全一致的，中国投资率从2003年开始快速提高，在不到8年的时间内上升了超过10个百分点，高出来的GDP其实很大一块反映投资被高估，以及投资的重复计算。假设没有被挤出的水分和重复计算是超出额的一半，应当有1.5-2万多亿，其中绝大部分是投资。

另外，投资是名义值，如果算实际投资值的话，由于投资价格指数也被低估了，所以投资会被高估。

所以经过这些调整，我们认为投资占GDP的比重其实应该减少5%左右，现在投资大概占GDP的44%，如果减掉5%的话，投资大概是在39%左右。

39%，这个数值还是比美国高很多，那么它是否还是说明中国投资依然过剩？

事实上，我们再看其他的东亚经济体，日本、韩国、新加坡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投资曾经都超过30%，甚至40%以上的状况，在某个历史阶段，投资相对高，这是整个东亚经济的特点。

和美国的投资比例17%相比，中国投资比例较高。但是考虑到国家之间的发展阶段和其它差异性，不能断然认为中国经济存在严重失衡。事实上，目前没有公认的成型经济理论证明存在一个一般的最优投资率，如果只是单纯地参考某些国家，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

（三）高投资率是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根据我们的研究，高投资率其实是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没有高投资形成的资本积累、技术改造和研发创新，经济增长就缺乏动力。高储蓄形成的高投资率是东亚增长奇迹的共同特征：新加坡投资率曾接近50%，韩国一度是40%的投资率，日本在上世纪60-80年代投资率基本在30%以上，泰国也曾有过接近40%的投资率。当然，这种高投资率只是历史阶段的特征，不会维持多久。

前面提到的“两个结构”，以前的观点认为投资会阻碍服务业的发展，但最近的研究表明，有效的投资可以促进结构转型和服务业的升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一点——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我们的研究其实跟这个提法非常一致，也就是高端制造业需要现代服务业的支持，投资有助于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现在制造业要转型升级，要往高端走，必须持续地投资。

·投资其实是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服务业TFP有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据测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服务业TFP的影响弹性比工农产业高0.1左右

·投资有利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有效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

·投资也有利于补民生的短板。长期以来，固定资产投资中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和娱乐等民生社会领域所占比重偏低，尽管近年来有所提高，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过去20-30年，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投资服务化——投资品用了越来越多的服务业的附加值。原来我们说投资就是机器，现在投资里面越来越多服务业的要素。比如，生产型服务业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而生产型服务业的特点之一就是信息技术、商业服务、金融业等服务业更多用于投资，促进生产，而不是直接被消费掉了。

根据我们的研究，可以看到中日韩美四个国家，服务业产品占投资的比重在迅速上升，有的国家上升到接近15%。

正是由于投资越来越多用于包括信息、商业、金融等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所以这类投资的增加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从各国经验来看，国家越富有，投资服务化的趋势越明显。

随着中国的发展，投资里要用越来越多服务业的产品，所以不用太担心投资导致失衡的问题，投资会促进产业结构和服务业的升级，不能把目前中国服务业占比不大的原因简单归结于太过于依赖投资和太不重视消费。

根据我们的研究（《需求结构变迁、产业结构转型和生产率提高》，《经济研究》，2018年第12期，颜色，郭凯明，杭静；Servicification of Investment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SSRN, 2017），我们发现投资服务化对70、80年代以来中、日、韩的服务业比重上升的贡献超过1/4 ；有22个国家投资服务化对服务业比重的上升贡献超过1/5，有11个国家投资服务化的贡献超过一半。

所以，产业结构升级，其实跟投资的变化是紧密相关的，如何理解投资的服务化？其实就是服务业的相对价格更高了，还有服务业的技术更高了。比如，一台计算机的价值中，硬件价值是制造业的附加值，软件价值是服务业的附加值，服务业附加值的比重高，既可能是由于软件相对硬件的价格更高了，也可以是由于软件的生产效率更高了。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这种投资其实是有利于经济结构变得更加均衡。在使用中、日、韩数据估计了生产函数后，我们的研究发现，服务的相对技术不断提高，是导致投资服务化的重要原因。换言之，以信息技术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其实是促进了无形资产的投资，导致投资服务化重要的基础变革。

因此，一个国家并不一定依靠提高消费率来促进服务业发展，推动投资内部的结构转型可以在保持高投资率的同时，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

三、走出“再平衡”的误区

关于投资和消费失衡的观点我认为是错误的，第一是因为数据需要进一步推敲，第二，投资并没有那么可怕，并不见得会阻碍服务业发展。过于强调再平衡，会导致很严重的问题，正常合理的投资也会受到质疑，2018年就是公共投资的积极性在下降，民营企业投资又不足，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会进一步导致通缩。

对于所谓中国经济失衡的错误认识，导致一系列错误观念值得我们警惕，包括“反复强调刺激消费，要建立消费社会，不用储蓄那么多，鼓励服务业，抑制制造业，刺激消费，要抑制投资”。

在人均GDP不到一万美元的国家，这些口号是不适宜的。人为地刺激消费，其风险比过度投资更大——98年亚洲金融危机、08年美国次贷危机就是这样。对于一个比较大的独立经济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跳过工业化而直接进入现代社会。过早抑制制造业发展，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将难以维持。

我们强调要回归增长本质，回归常态常识，长期经济增长动力不是依赖于短期需求的平衡，回到经济增长的本质，应该加强微观经济基础，改善市场经营环境，提高投资质量，而不是追求所谓的均衡、理想的经济结构。

“刺激经济、抑制投资”所导向的再平衡，不能将中国经济拉回正确的轨道上，反而有可能使之脱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指三架马车之间的平衡，而是指从以前的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再到创新驱动，这才是新常态的本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增长，要依靠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改革教育体制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全面深化改革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全面提升创新能力。

作者简介：颜色，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光华管理学院教授，bat365在线平台网站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