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遥：发达国家经济恢复的核心矛盾在于供给约束

2月24日，在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光华管理学院与bat365在线平台网站经济政策研究所联合举办的“2022年两会前经济形势和政策展望分析会”上，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唐遥表示，在经历了动荡的2021年之后，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在2022年呈现明显的产出反弹局面，但主要经济变量趋势各异，经济的恢复路径和政策宽松的退出过程有较高的不确定性。由于供给没有完全恢复，发达国家的经济强刺激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快速增长。

在通货膨胀回落时间不确定的情况下，发达国家都面临如何收紧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的挑战。需要指出的是，美国金融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有过于情绪化的嫌疑，如有机构认为美联储今年要加息2.25%。由于通货膨胀很大程度由供给推动，过快加息并不利于供给的恢复。劳动力市场的走势是理解发达国家经济走势的主要线索。在需求强劲、供给恢复滞后的局面下，劳动供给的恢复将决定供需的再平衡，物价的走势，以及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退出过程。

以下是经过整理的发言稿

一、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恢复力较强

唐遥首先对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2022年的经济形势做出了判断。他表示，整个发达经济体的恢复是比较强的。

他同时指出，经济恢复很快的局面之下，供需就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因此社会大众和金融市场，主要关注到通货膨胀的压力是特别大。

在就业方面，唐遥表示，发达国家失业率目前相对较低，但是失业率目前对劳动力市场的指示意义较弱，因为劳动力供给比疫情前偏低的另一个原因是劳动者的劳动意愿相对要低一些。因为疫情等各种结构性的因素，很多行业存在结构性的用工缺口，这也是推动通胀的一个原因。

从GDP恢复趋势来看，他在演讲中借助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供的一些数据，分别呈现了四个经济体，美国、欧元区、日本和英国的增长情况。

“蓝线是在疫情之前，2019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预测的这些国家的增长趋势，起点标准化为100%。黑线代表的是2020到2021的实际数据和对2021年之后情况的预测。”唐遥说。

唐遥指出，和大家预测相似，2020年这些发达经济的下行是很明显的。但是要注意到今年和去年的一个差异，去年我们在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时，看到的预期是发达经济在2022年可能还会低于他们长期的趋势，但在最新的预测里，认为美国在今年（2022年）产出会达到原来的趋势甚至会超过一些，这是我们认识有些不足的地方。

此外，其他的发达经济体也存在类似的一个快速恢复的状况，只是在程度上要亚于美国恢复的力度，欧元区在2022年会缩小和长期趋势的差距，日本和英国的情况也是比较类似。

唐遥分析称，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这些经济体的财政宽松力度是很大的；第二个是货币政策都采取了零利率和大量的量化宽松政策作为支持；第三个是防疫方面政策的明显变化，在这些国家很明显公共政策和政府决策者是偏向于一个更加支持经济恢复的防疫政策。

唐遥同时指出，在这样一个产出快速恢复的时候，经济政策决策遇到了挑战，以为通胀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

美国的情况是最明显的。唐遥表示，在2022年1月的时候，美国的CPI同比增速是达到7.5%，创40年以来最高，哪怕把食品和能源拿掉，看核心通胀--也就是美联储最为关心的一个通胀率，通胀率也已经达到6%的高水平。

在这张图里面可以看到，外界普遍预测2021年的数据通胀可能是见顶，在2022年会出现一个缓和的情况。但是这个预测，我们要注意到它只是一个平均值的预测，实际上通胀的走势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劳动力市场的恢复和改善，实际上是驱动通胀走势真正的核心原因。所以，这些预测我们要认识到它点的预测是不精确的，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失业率方面，唐遥指出，如果只是看典型定义的失业率，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降到4%，已经达到它长期的自然失业率以下的一个水平，其他国家下降会缓慢一些，处在失业率下降的过程。

不过，他同时强调，失业率目前在判断发达经济的政策走势的时候，实际上是信息含量比较低的一个指标。“我们需要再去看一下就业人口规模，这是一个更有效的指标。因为一个经济中有多少人参与生产，一方面是取决于他的工作意愿，其次才取决于他能不能找到工作，也就是失业率这个指标。”唐遥说。

唐遥同时表示，如果看就业人口这个重要指标。今年1月份美国的非农业就业人口比疫情前仍然少了288万，相当于美国1.5亿就业人口的1.9%，意味着劳动供给和产出明显存在一个缺口，这没有在失业率里面得到体现。

在唐遥看来，在过去两年里面，发达经济体的恢复还是比较快的一个核心原因是财政政策起到了一个很强的推动作用。

以美国为例，唐遥认为，黑色的线计算的产出缺口，就是实际产出比潜在的生产能力的差距，在2021年这个数大概达到负3%，但是同期会看到政府的开支和赤字规模迅速增大。

他表示，在疫情之前，2019年美国的赤字规模大约在6%左右，疫情之后它的赤字规模达到15%，所以它的政府开支或者宽松力度相当于GDP的9%，这9%的财政宽松就要去填补产出3%的缺口。

对比其他国家，欧元区的政府政策开支力度增加大概是7个百分点，小于美国的9%。日本增加大概是在6%-7%左右，英国的增加就跟美国比较类似，达到了10%左右。

从具体数字来看，在疫情以来，美国累计的财政宽松规模是5.3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25.4%，这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宽松。

“所以预测到2022年的时候，产出的缺口就会变成正数，也就是说今年美国的实际产出会恢复到它的潜在的水平，也就是说已经达到一个正常化的状态，所以这是一个需要重视的趋势。”唐遥表示。

二、经济恢复的核心矛盾在于供给约束

唐遥在演讲中表示，在目前的经济恢复中，核心矛盾实际上是来自于供给方面，在发达国家里面还普遍存在结构性劳动市场的供给问题。

他认为，首先在疫情过程中，为了支持消费、支持家庭收入普遍采取了非常宽松的福利政策，包括给失业者提供很高的福利，这会降低大家的劳动的意愿。

其次，他表示，在疫情之后有明显的行业性的分化，比如有一些需要面对面交流的行业里面，招聘仍然存在困难，比如服务业、医疗行业、教育行业。虽然媒体大量会报道西方国家有很多人抗议严格的防疫措施，但是媒体没有报道的还是有很多人害怕感染新冠，对生命安全感到担心。这表现为在劳动力市场上需要面对面交流的岗位的供需是不平衡的，这是就业市场不能完全恢复的一个重要的约束。

第三方面，他表示，在疫情之后托儿服务变得供给严重不足，这个问题在美国比较明显。

“一方面在疫情之前，美国的托儿服务本身就是一个供给不足的行业，在疫情之后因为健康风险，缺少政府的大力支持，所以这块的供给下降很快，导致大量的母亲会留在家庭里面照顾幼儿，也是就业供给不足的一个原因。”唐遥说。

除了劳动力之外，唐遥认为，供应链的问题也很值得关注，比如能源供给，由于疫情之后的过度悲观，以及之前西方国家对新能源的强调，传统能源的投资其实是处于一个不足的状态。在需求迅速恢复之后，能源供给就没有办法跟上目前的需求，加上目前乌克兰的形势比较紧张，因此能源的供给比较紧张。

此外，他表示，芯片等中间品的供给受到疫情的影响，有研究估计在2020-2022年这个时间段里面，欧元区因为中间品供给的问题损失了2%-6%的制造业产出，所以这块不能很快的得到一个恢复。

比起供给方面存在的强约束，发达经济体需求比较强，比如有研究表明在疫情期间欧元区的居民的额外储蓄达到了1万亿欧元，相当于GDP的8%，这里面有一部分是因为疫情引起的预防性的储蓄，目的是应对不确定性。另外一方面，相当一大部分是因为他们的钱花不出去，比如想去滑雪、旅行受到限制，所以只能把钱储存起来，这部分需求有很大的释放潜力。所以，发达经济体现在主要矛盾就是供给的问题，需求端的整体状况是比较良好的。

唐遥强调，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发达国家的经济走势，核心的线索，其实是在于劳动力市场，因为劳动力市场恢复好，产出就有支持，通胀会放缓，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退出可以更为保持一个比较合适的节奏。

三、中国出口或将逐渐回到正常水平

针对美国政策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唐遥表示，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恢复节奏是比较好的，所以它的总的需求是强的，但是从消费结构的调整来说对中国是不利的，首先它的服务业消费占比会逐步恢复到像疫情前的水平，对产品的消费，包括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会下降，这个结构的变化是不利的。

从汇率的角度来讲，唐遥表示，实际上利好消息比较小一点。“虽然美国进入一个加息周期，人民币要宽松的预期，因此一般认为人民币可能会有一个贬值的趋势，实际上从过去两三个月的情况来看人民币并没有走弱，一个解释是美元加息预期已经走到顶点，或者已经过强了。”他说。

他表示，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美元不太可能继续走强，换句话说人民币其实不见得会明显的走弱，除非中国央行拿出超出市场预期的宽松或者降息。因此，在汇率方面目前我们判断，除非我们的货币政策主动加大宽松力度，没有明显有利于中国出口的贬值趋势。

“从总体上来看，外需变化对中国的经济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具体看是多因素叠加在一起，总体判断是整个外需的支撑仍然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但是逐步会回归到正常。”唐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