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华思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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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简报》第288期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本期观点概览

l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成功经验,强调了高水平开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对推进国内改革、体现中国维护全球化的大国担当以及促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l 进一步开放对中国及全球都至关重要,它有助于克服现代化挑战,推动改革与发展,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和平。为实现这一目标,三中全会提出了在制度性开放、国际贸易、直接投资、区域开放及共建“一带一路”等方面的政策主张。

l 三中全会的高水平开放政策主张,将中国的对外开放事业推到新的高度,不仅有利于加速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还将为全球经济福祉带来积极影响。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国将继续发挥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各国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和成果。


一、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货物贸易量连续七年排名世界第一,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全球分工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在绝对贸易额持续增长的同时,贸易的质量不断提高,对经济拉动更大的一般贸易占比不断上升,民营企业在出口中的占比持续提高,对加工贸易的依存度下降。

中国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旨在引进先进技术、提高管理效率、加快资本积累、增强出口能力。目前,中国是拥有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国家,对外资开放的行业不断增加。同时,中国也成为了跨境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存量也位居世界第二位,中国企业通过绿地投资和国际并购更好地利用当地的资源、技术和市场发展自身。在发展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的过程中,中国积极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有力推动了经济的增长。

在四十余年开放成绩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


二、进一步开放的重要意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首先指明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的重要意义和原因。高水平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有利于推进国内改革,既体现了中国维护全球化的大国担当,也是促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举措。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高质量、制度型的开放。中国式现代化将是人类历史上人口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克服大量的困难和阻力,因此必须要充分调动和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并在开放合作的基础上提高对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资源投入和利用效率方面同时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了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同时,制度型的开放仍然有很大的空间,需要在重点领域的规则、制度、管理和标准方面与高水平的国际规则对接,通过提高开放水平加快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第二,通过开放促进改革,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开放促进改革一直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例如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引进外资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了制度性的推动力,90年代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进行的外贸体制改革,允许生产企业直接从事贸易业务,为国内的制造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企业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方面有跃升式的发展。制度型的开放可以促进上述生产要素在国内以及国家间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助力各行业和地区的深化改革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坚持扩大开放,是中国推动全球化的大国担当。纵观人类历史,跨国的产品、资本、人员和思想交流极大促进了全世界的发展和繁荣。对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负面影响,正确的解决办法是改善国际经济领域的治理,让全球化更为公平和包容,而不是应激反应式地开倒车。目前,国际上出现了不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错误做法,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有义务和有必要站在历史潮流正确的一边。中国建立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体制,将通过实际行动展示国际经济合作有利于全球发展,并促进全球化往更为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

第四,高水平开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中国式现代化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不会通过战争、掠夺等手段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而是致力于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和各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必将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中国是世界上14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以上,以实际行动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更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定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推进高水平开放的主要任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于对外开放的主要任务,给出了清晰的指引。主要包括扩大制度型的开放,深化贸易体制改革,深化双向的直接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以及完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

(一)制度型的开放是关键着力点

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建立以来,国际经贸规则进一步演变,其典型代表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些新的国际经贸规则具有高水平开放的特性,主要体现在自由化程度高和涉及议题广。

在自由化程度方面,这些协定要求取消货物贸易绝大部分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在服务贸易和投资的准入方面采用负面清单。在涉及议题方面,不仅限于传统自由贸易协定涉及的贸易和投资壁垒,还覆盖了国内规制中涉及到生产以及合规成本的内容,包括产权保护、产业政策、政府采购、竞争中性、环境标准、劳工权利、金融市场、数据流动等,其核心诉求是追求各国企业有相近的制度环境。

全会提出,要以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契机,在重点领域进行开放规则的改革和创新,主动作为,实现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首先,要扩大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度,更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提高中国市场的竞争程度,加强中外企业的竞争、交流和合作,促进创新、提高效率,助力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开放贸易和投资,可以更好的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有优势的产品和技术可以输出到更多国家;此外,引进其他国家有优势的产品和技术,对中国的消费和生产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其次,通过贸易和投资的进一步开放促进中国的内部改革和发展。统筹考虑国内规制和对外开放,有利于中国落实和强化“两个毫不动摇”,在有序竞争中促进国有企业聚焦核心功能,推动外资和民营企业在竞争性经营领域进一步发展;有利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例如,高水平开放可加强对各类知识产权的保护,这和我国创新引领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

最后,推进制度性开放要主动作为。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加入高水平经贸协定,不是一个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过程,但也不能被动等待。我国要吸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程中的经验,主动改革相关制度,使国内相关制度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的经贸规则。主动作为有多方面的好处,一是彰显了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二是为加入高水平经贸协定做好准备,在机遇出现时能有效把握,三是通过尽早开放让中国经济早受益。因此,全会提出要主动、有序扩大商品市场、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务市场的开放,尤其要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单边开放。

(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

国际贸易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经济活动,已经逐步发展出了完善的贸易制度。同时,在国内改革发展、国际形势变化、贸易形态创新的趋势下,外贸体制必须不断发展适应时代的变化,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打造支持贸易强国的政策体系是长期的任务。

第一,在国内方面,要把贸易政策和财政税收、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相结合。如前面所讲,高水平的经贸协定涉及到国内规制中与生产以及合规成本相关的内容,因此要加强国内相关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协调,通过开放促进改革。

第二,在国际贸易环节,要对通关、税务、外汇等环节进行创新。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国经济有很多探索和发展的新趋势,包括依托自贸区自贸港的贸易和投资创新、跨境电商的兴起、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这要求相应的流通和监管制度要不断改革,适应贸易形态的发展。

第三,在国内国际贸易的协调方面,要推进内外贸一体化。通过促进内贸和外贸生产标准的衔接、检验认证的衔接、监管制度的衔接,可以鼓励内贸和外贸产品的标准和质量趋向统一,有利于企业降低经营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更高效地开拓和服务于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

第四,统筹安全和发展,建立出口管制和贸易救济制度。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要通过出口管制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弥补市场失灵,在安全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的对外开放。贸易救济制度指的是在贸易导致国内特定行业或者企业受到深度冲击时,政府给予合理保护或者援助的措施,建立透明合理的救济制度,有利于整体经济和社会能公平分享贸易带来的福利改进,避免贸易激化经济社会矛盾。

第五,在货物贸易的优化方面,要抓住中间品贸易、绿色产品贸易的趋势。随着经济发展推动要素价格上升,中国在劳动和土地等要素密集型的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弱化,产业向供应链价值链的中上游迁移,中间品占出口的比重逐步上升,相关的贸易制度要主动适应这一变化。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在新能源等绿色发展领域的优势不断加强,为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目前在这一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保护主义的趋势,中国要积极倡导绿色发展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合作,引领国际规则的制定。

第六,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尤其是数字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高于整体贸易,目前我国在旅行、教育、交通运输、知识产权这些服务贸易领域存在比较大的逆差,亟需通过供给侧的改革提高国际竞争力。在服务贸易中,数字形态的贸易是目前和未来的重要增长点,中国的数字贸易发展迅速,但也面临对外开放度不高、规制以管为主、全球规则缺失的发展挑战,因此需要在扩大开放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建设。

(三)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规模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均位居世界第二,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近年还遇到国际逆全球化的影响和挑战,因此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来提高国际投资方面的开放水平。

首先,要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2023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左右,而美国、日本、德国的这一比例均在40%以上,说明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就此,三中全会提出要合理减少对外资准入的限制,包括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的准入限制,重点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领域的对外开放;落实有利于竞争中性的政策,包括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和政府采购领域享有国民待遇;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加强外资企业和政府沟通的渠道,为境外人员入境后的居住、医疗和支付提供多方面的便利。

其次,完善对外投资体制机制。随着国内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调整,中国企业将一些对要素成本和关税敏感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一方面促进企业更好利用和开放国际市场,另一方面有利于国内产业向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上游发展,整体上有利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有利于强化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因此,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相关的体制机制,健全管理服务,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

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进程中,中国的开放路径是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到沿海经济开发区,再到内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推出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等有效的开放措施,进一步形成了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相济的新格局,但目前区域开放还存在堵点,需要进一步优化区域开放格局。

区域开放布局要服务于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京津冀协调发展、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的主要区域发展战略,其开放功能有不同的定位。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其开放重点在于促进拥有不同制度、货币和语言的板块互相开放、融合发展。在具体的举措上,要巩固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开放水平,同时大力清除区域间的要素流动壁垒,有机结合对外和对内开放。

(五)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

在过去十多年,“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了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参与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分别达到150个和30个以上。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新阶段,三中全会指出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是构建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提高信息、物流等多方面的联通水平。二是推动科技创新,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重点领域的合作,推动落实《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三是促进绿色发展,通过企业合作和人员培训等渠道支持发展中国家低碳转型。四是开展在智慧城市、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五是完善国际合作机制,推进新型多边治理机制建设。


四、总结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总结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成功经验,明确指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必要性,并在制度性开放、国际贸易、直接投资、区域开放、和共建“一带一路”五个领域提出了高屋建瓴的政策主张。落实和贯彻三中全会提出的高水平开放的政策,把中国的对外开放事业推到新的高度,必将加速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并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多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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