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俏

一、中国经济当前最大的挑战和四个有利因素

 （一）从大国经济演进视角看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创造了很多辉煌的奇迹，例如在基础设施、公路交通、铁路交通方面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前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在我国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如何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

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1956年提出现代增长理论之后，整个学界在各个国家用具体的数据去做验证，发现它可以很好地解释现代经济增长。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由要素（资本、劳动力）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解释。

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高速增长。 改革开放之后的40余年时间里，中国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增长速度非常快。其中1980-1989：年增速 3.9% ；1990-1999：年增速 4.7%；2000-2009：年增速 4.4%；2010-2018：年增速 2.1%。1980-2010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基本在4%以上， 呈现出一个经济体在推进工业化进程的高速增长过程中的典型特点。

目前，中国已几乎完成工业化进程，基本步入后工业时代。201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到全世界的27%，已经远远超过美国的16%，日本的7%、德国的6%。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未来如果要保持很高的增长，则需要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是在服务业主导的经济体里面，全要素生产率是进一步提升是很困难的。 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2035年中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要素生产率应该和发达国家具有可比性。2014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当于美国的43.3%，根据对2019年的测算，仅略高于40%，与2014年相比变化不大。而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已经达到美国的80%-90%。德法英日等国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期间，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当于美国的80%以上。

根据光华管理学院光华思想力课题组所做的测算，如果将2035年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达到美国的65%作为切实可行的目标，则要求每一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要比美国高出1.95个百分点。美国过去30年的时间虽然经历大量的创新和新技术崛起，但因为它完成了工业化进程，服务业占到GDP的80%以上，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约为0.7%-1%。这要求我国在未来的15年时间，即2020-2035年间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实现年均2.5%-3%的增长。

 这是在理解高质量发展阶段或形成新发展格局时必须明确的一点，但是难度非常大。因为纵观近200多年的经济史，工业革命之后，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的经济体，还能保持2%以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没有先例，日、韩均没有做到。 美国TFP的发展是比较典型的，在1870-1970年完成工业化进程的百年间，平均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是每年2.1%，工业化完成之后，迅速降到1%以内。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在未来15年时间内达到2.5%-3%的年均增速？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本身，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中、长期中国经济的看法。

 如果看好中国未来的TFP，就会比较乐观；如果不看好就会比较悲观。从乐观角度，我国进入了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基建时代，新技术被火热追捧。然而，学界对于技术进步本身对TFP的影响，已经做了很多年的跟踪和研究：可能我们高估了技术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影响。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就互联网和计算机的普及，对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影响做了分析，结论是这些创新并没有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里面。因为最大的创新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现在的创新在边际层面上还有作用，但并不是重大创新。一般认为的重大创新，包括电和内燃机的发明、利用，但现在的创新很难起到这样的作用。索洛曾说“计算机时代的踪影无处不在，唯独没有体现在生产率的统计数字中”。用这个观点来解释，现在过分强调高技术对未来的经营生产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可能过于简单。

另外一个观点是，目前城市化率、高储蓄率使中国人保持比较高的投资率，因此未来一段时间能保持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降到2.1%，个别年份降到了2%以内。投资效率不高容易导致企业的杠杆比较高，形成泡沫金融，最终会让高投资率的局面很难延续。同时，人口老龄化在加剧，有很多证据证明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国民储蓄率的下降，未来能否坚持比较高的投资率也是比较大的问号。

也有学者认为，未来中国靠消费形成新的增长动能。我国有全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未来收入要在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结构要做出很大的调整。 201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了1万美元，为7.08万元人民币，但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占人均GDP的43.4%，为3.07万元人民币。[2]消费本身能不能保持比较强劲的增长势头，与收入、消费意愿、消费能力连在一起，是结构性的问题。

 （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四个有利因素

中国发展模式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或是思维框架，它是一个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思维探索和实践探索的集成。中国发展模式的普适性不在于它提供所有问题的答案，而在于它以开放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直面发展中的第一性问题，并不断寻求以现实可行的方法去破解这些问题。当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在于如何在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这和我国现在所处的局面和采取的政策以及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是联系在一起的。未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我国有四个有利因素，是其他工业化国家或者完成工业化进程的经济体所不具备的。

 第一，更彻底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改革开放具有很大的的制度红利，中国在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

第二，“再工业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产业互联网。工业化是与全要素生产率的高速增长连在一起的。我国的产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因为我国的消费互联网发展很快，大量的数据和应用场景的算法，在不断地精细化过程当中，完全有可能倒逼产业的价值链重组，为产业进一步提升效率，甚至新的产业崛起，包括生产性服务业的崛起提供黄金机会。

 第三，“新基建”—— “再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再工业化需要的基础设施与原来的基础设施不同，包括数据中心、基站、云计算设备等，这其中的大量投资投入到运营当中，会为未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供来源。

 第四，大国工业。2019年，我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为27.2%，而美国仅为11%。[3]如果未来我国能够把制造业占GDP的比例保持在20%以上，可以成为未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重要来源。

 二、三个关键点破题高质量发展

（一）提升在全球产业链的位置，形成供应链闭环

中国的进出口在全球贸易的参与度非常高。然而，在国际贸易领域，评估一个国家在整个价值链的战略地位时，比较的是上游程度。[4]处于下游的生产环节（如组装）通常利润较低，更容易被替代。除去原油等基本原料生产部门之后，处于上游的生产环节（如电子元器件）往往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形成了稳定的比较优势。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指标为0.01（数值大者更靠上游），略微低于40个主要开放经济体的平均位置（0.04），而美国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指标为0.29，明显处于上游。这意味着我国与大量的开放经济体相比，在价值链上游程度方面处于劣势。芯片、飞机发动机等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核心零部件和核心技术，也在这次的贸易争端上反映出来了，形成供应链的闭环是未来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环节。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9年对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高科技领域等重点领域依赖外国供应商比重的研究，中国的光伏产业占全球市场50%以上，但还有15%的零部件需要进口；高铁行业有10%左右的零部件需要靠进口；飞机发动机或半导体领域超过80%以上的零部件需要进口。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里，未来应提高研发的投资占比。近几年国家很重视研发，2019年研发投入总金额约为GDP的2.19%，相当于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5]但研发包含研究和开发两个方面，我国在研究方面投入不足，尤其是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仅为研发投入总金额的6%[6]，远远低于美国的18%、法国的25%。在这种情况下，弥补底层技术和核心技术的短板需要长年累月的投入。

（二）产业结构的变迁与人口流动 ——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

根据课题组分析，按照常住人口计算，2017年中国人口城镇化率为58.52%，如果只考虑户籍人口，这一比例约为42.35%。[7]2017年，27%的农业劳动力人口贡献了7.92%的GDP比重，这体现出我国城乡二元差距的明显，农业的人均效率比较低，全要素生产率（TFP）比较低。利用1978-2017年历史数据线性拟合，预计2035年中国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75-80%。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日本为例，日本在2004年全面实现了现代化，那时农业占GDP比重为1.24%，就业人口占比4.6%。根据光华思想力课题组的预测，2035年我国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为3%左右，就业人口降到6%左右。这意味着未来十几年时间里，将有超过20%的就业人口重新配置到制造业或服务业。在未来发生产业结构变迁和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农民工或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过程将是以什么形式完成？这是需要思考的挑战。同时，这些人群进入城市之后，变成市民，在参与经济建设、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也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近年，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约为40%。据课题组预测，2035年可达到60%，增加约20个百分点，同时服务消费占整个消费的60%，接近美国的65%。在这15年的时间里，只有解决城市化人口工作地和居住地方相一致的问题，才能释放消费的潜力，促进服务消费。未来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不仅仅是概念上的问题，需要在供给端、消费增长方面做出更为具体的实事。

提升农业人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面临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如果农民工迟早要回家养老，或者医疗、子女的教育都需要在户籍所在地，那么他们在所工作城市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是释放不出来的。第二，农村土地是农民工唯一的资产，这不利于农村、农业的工业化，不利于农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让农村用地能够真正流转，一方面会提升农业的TFP，另一方面可以提升农村人口的财产性收入，有利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真正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小时通勤时间为半径的都市圈”，提升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促进新产业的崛起。

（三）实现投资更合理的配置

中国2017年人均资本存量只是发达国家的二分之一，投资空间很大，但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是关键挑战。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如图1所示，横轴是城市层面上的人均发展水平，纵轴是不动产投资的衡量指标，两者之间是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大量的不动产集中在人均GDP相对比较低的地方。在人口流出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存量资产大量出现，未来需要对人口流向做更多分析，了解人聚集在什么地方，改变按照过往投资布局的思路，才能避免形成新的产能过剩和效率比

图1：不动产投资与收入的关系（美国和中国）

注释：A图中，美国城市统计的人均住房存量和人均收入来源于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B图中，中国城市人均住房存量数据来源于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且限于2000年人口普查确定为地级市的城市。2000年人均GDP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0年）》。

根据光华管理学院研究团队的分析，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分布不合理问题凸显，实际人口规模跟最优人口规模有很大差距。最优人口规模是经济学的概念，在最优人口规模下，最容易产生新的产业，基础设施投资最合理，有最好的“性价比”。按照研究团队分析，88%的地级市人口是严重不足的。未来在投资的引导方面，不能一刀切、平均投资，应避免很多城市的投资过剩或无效投资，真正形成高质量的新发展格局。

 三、建议启动存量时代的公积金制度改革

针对上述问题，有很多相关政策建议。结合REITs生态系统的建设及未来的发展，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政策建议：启动“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租赁住房改革和REITs建设三位一体”的新一轮改革，即“存量时代的公积金制度改革”。第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纳面，将灵活就业人员（含农民工）纳入公积金服务范围。农民工数量非常庞大，总数接近3亿人，在本地之外的农民工数量将近1.9-2亿。这个群体是没有市民化的，他们在身份上有很明确的不同认知，这既抑制了他们的消费意愿，也抑制了他们未来更加积极融入城市生活、融入产业升级的意愿。第二，社会资本（公募REITs或是其他长期资本）、公积金部分资金、市场机构联合收购、运营、新建地方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租赁住房，从供给端发力，为公积金缴纳者提供多层次服务。此外，为不想购房或没有能力购房的人群提供长期的住房保障和补贴，纳入到公共服务的体系里。 在购房和租房两者之间做测算，提供等价服务，并根据个人的贡献决定是购房还是享受租赁住房的服务。

这种方式有以下优点。第一，有利于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消除因“身份识别”形成的各种不平等，真正释放出来消费的意愿或者消费的能力。第二，有利于盘活地方政府存量资产，帮助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三，据估测投资收益率将大大高于公积金现有收益率，一方面增加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公积金积极性，另一方面公积金投资收益也能补充养老金的不足。具体来说，假如以集体用地建设租赁住房作为潜在标的物测算，根据估测，在不用杠杆，而是用市场资本启动的情况下，投资收益率大概达到8%-9%。这有利于提高缴纳公积金人员的积极性，同时这部分投资收益也可以在未来成为养老的第二支柱，与企业年金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今年4月30日，中国证监会与国家发改委推出公募REITs的试点后，未来逐渐把底层资产沿着这个方向，比如租赁住房等做一些延展，它带来的空间非常开阔。

从生态建设角度讲，中国REITs的市场潜力非常之大。因为资本、资金、资产量都非常大，找到比较好的交易结构，把关键问题破解的思路结合之后，未来形成行之有效的实操，最终将为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为发展新格局的破题打开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