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与管理

张志学:新时代企业家群像及企业家精神

2021-11-30

人类在任何领域的创新和进步,都离不开企业家精神。优秀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面临经济转型和新技术推动的社会变革,若干市场制度必然存在较大的完善和改善空间。作为市场活动主体的领导者和市场经济的弄潮儿,企业家肩负着推动制度发展和完善的责任。当代中国应该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产生一批不懈奋斗、追求创新、走向世界的企业,助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提到“企业家精神”“企业家作用”“企业家才能”等关键词,反映出对企业家群体的高度重视。当前,经济结构转型、反全球化趋势持续等多重因素叠加,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巨大挑战。在新形势下,特别需要激活企业家精神。因此,笔者尝试探讨企业家精神的来源以及保护企业家精神的机制。

从企业运营和个人特性两个视角分析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一词源自法语的entrepreneur,原意是具有冒险精神的组织经营者或管理者;“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一词因而也强调承担经营风险的精神。本质上,企业家精神是“将变化转化为机遇”的一种胆识,其最大内核就是创新与开放型思维。那么,企业家精神的根源在哪里?可以从企业运营和个人特性两个角度加以分析。

从企业运营视角看,如何对待外部环境和怎样处理内部组织,是企业家精神的基本体现。企业家运营企业需要完成对外和对内两大任务。对外任务即外部适应,就是关注外部的环境,分析市场、技术、政策的变化,从而进行战略调整。对内任务即内部整合,就是将企业的关键任务、组织结构、控制系统、企业文化等进行协调和搭配,支持战略的落地和目标的达成。一个具备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其面对外部环境的基本假设是:变化是常态的。这个基本假设决定了一家企业及其管理者的基本世界观。有学者认为,企业高管团队通过感知、捕捉和配置三个过程,建构了企业的动态能力。具体而言,就是在机会变得明显之前能够充分感知到机会的存在,在感知到机会的基础上有选择地聚焦特定业务与制定商业模式,并重新配置组织资源,打破企业已有的惯例、规则,最终完成从战略到组织的创新变革。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的任务包括“感知与抓取”和“重构与编排”两个方面,与前面提及的外部适应和内部整合是一致的。正如熊彼特所说,“他们不断地寻找新的财富机遇,无所畏惧地向着‘无人区’奋力挺近,他们敢试天下所不敢,面对新的事物,总愿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无畏变化、拥抱变化可以说是企业家精神的基本前提。

从个人特性视角看,“成就动机”可以说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素。所谓“成就动机”,就是个人选定进入某一领域后,为自己设立卓越的目标,并为达到该目标而不断努力;而一旦达成目标,个人又自发自觉地设立更高的目标,持续奋斗。“成就动机”在企业家身上表现为经过事先评估,确定具有挑战性的目标之后调动个人心力和各种资源,为之奋斗,永不停歇。那么,“成就动机”来源于何处呢?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启示我们,“成就动机”与个人的身份认同高度相关。企业家群体普遍追求卓越,其背后是将身份认同上升到社会责任层次。每个人在社会中都会承担多个角色,而其中总有一个是最核心和最关键的角色。一旦确立了身份认同,人们便会建立一套与社会角色密切相关的认知和行为准则,并在行动中积极践行这套准则。真正的企业家一定是在自己选定的行业中进行了初始的身份认同,并且逐渐坚定地认同该身份角色的社会责任,从而持续达成对行业有显著改进和突破的目标。因此,具备企业家身份认同的人,能够心无旁骛地经营企业。他们因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满足了社会的需求而体会到事业的意义,并从中感受到使命与责任。

中国的企业家群像:“技术导向型”“国际运营型” “消费洞察型”

改革开放初期,诸多政策法规不健全或不清晰。在这个制度空白期,形成了一波独特的“空白期红利”,不少企业家准确理解和把握尺度,开展满足社会和市场需求的业务。19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确立,改革开放全面提速,政策法规越来越完善,互联网时代宣告来临。诸多企业家纷纷加入互联网产业的开拓,他们关注市场、客户、商业模式、组织运营,体现了“技术导向型”企业家精神。进入21世纪,在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的基础上,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企业开始走向世界舞台。这个时期涌现出的企业家,带领企业锐意创新、了解并适应国际规则、尊重所在国家的文化,体现了“国际运营型”企业家精神。大约从2010年开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消费习惯也开始发生变化。一批出生于1980年左右的企业家,基于消费者需求的洞察,利用移动互联技术建立起与众不同的商业模式,体现了“消费洞察型”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与一般人的差别在于,他们不仅倾向于在约束条件下追求最好的结果,而且倾向于改进约束条件,追求改进后约束条件下的最好结果。企业家精神表达的是个人主观能动性与环境困难之间的互动。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只要付出努力就会有所收获,人们坚信自己可以战胜命运、克服困难。正如一些西方的企业家自认为是征服者和创造者那般,这种能动论构成西方企业家精神的基础。然而,如果个人长期受困于外部环境,即使付出极大努力也无法改善状况,最终只能接受失败的命运,由此便会形成宿命论的人生观。

中国企业家在认知和接受外部困难和约束的同时,坚定地改变现状、克服困难,这种“认命变运”的信念构成了当代中国特殊的企业家精神。可以说,企业家对认命变运的认可程度远远高于能动论和宿命论。企业高管越是相信认命变运,就越是注重企业的创新、前瞻以及冒险。在企业外部环境处于高度动态时,上述的积极关系更加显著。也就是说,相信认命变运的企业家会以坚韧的领导力带领企业前行,接受自己不能改变的,改变所有可以改变的。

需要注意的是,不少企业家看到机会之后,在努力探索业务的同时,也力图改变曾经阻碍企业甚至整个市场发展的机制。他们在运营实践中体会到政策和制度的不契合,为政策制定部门提供了宝贵的意见,最终推动了制度建设和政策完善,营造了越来越好的市场环境;他们对于制度缺失环境中潜藏的盈利机会高度敏感,并敢于突破制度壁垒获得可观收益,促进了社会环境的改善。这些企业家在赢得市场的同时,也推动了所在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因此也被称为“制度企业家”

事实上,制度的变革既来自于高层领导人对于中国现实的判断以及对于未来状况的前瞻,也来自于优秀企业家在深刻的商业实践中归纳和总结的建议。面临经济转型和新技术推动的社会变革,若干市场制度必然存在较大的完善和改善空间。作为市场活动主体的领导者和市场经济的弄潮儿,企业家肩负着推动制度发展和完善的责任。

新时期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品质与基本轮廓

当代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品质: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创新是企业家的灵魂,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然而翻过企业家精神这枚硬币,创新的另一面理应是坚守。企业家在工作中有所创新,更要不忘初心,有所坚守。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不忘尽一己之力向社会给予回馈”。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在于精准识别市场需求,并开发创新性产品满足用户需求。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企业家既要通过各种手段了解不断变化的市场和用户,具备洞察用户需求和发现新机会的能力,还要能够获取必要的资源,把机会切实转变为产品和服务。事实上,企业要从事创新,通过合适的组织结构、管理和薪酬体系把投入转化为产出,这至少包含三个基本要素:组织结构和系统、资源调配、组织学习和知识管理工具。首先,组织结构和系统需要根据创新的类型来设计。其次,发挥资源调配功能,将有价值的资源用于创新。最后,建立系统性的组织学习和知识管理工具,例如使用规范的创意制造工具、与高校科研院所进行外部联结、增加与顾客沟通的次数和频率等。因此,企业需要组建拥有产品开发能力的团队,建立支持创新的组织文化;需要建立知识管理工具箱,在不同层面建立组织学习惯例;需要提供相关领域知识和创新技能的培训,帮助员工发挥创造力。总之,企业家要具备改变理念的决心、投入创新的热情、领导组织变革的能力、培养具有创造力员工的意愿。

当代企业家精神的基本轮廓:担当与视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新形势需要新担当、呼唤新作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企业家需要有危机感和紧迫感,放弃机会主义和投机心态,专注所选定的业务领域,想方设法做好人才和组织建设,对标本领域国际最优的企业实践,识别本企业的短板,充分调动各方面的资源,缩小与国际竞争对手的差异,将业务做精做透。一方面,企业家应敏锐地察觉外部环境变化、洞悉行业发展趋势,从而快速调整企业的经营策略。另一方面,企业家应努力将发现的机会转化为企业的经营活动,聚精会神地打造并提升企业的组织能力,凝聚并激励全体员工协力达成既定的目标。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社会是企业家施展才华的舞台。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企业家要以更高的视野看待自己的事业,既通过公司的创新活动满足市场和客户的需求,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当下我国正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集中关键资源攻克关键技术,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逐步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在这种大背景下,企业家应通过凝聚优秀人才、投入关键资源助力技术和产品创新。举例而言,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全面发展。企业家应意识到数字经济对于提高人均绩效、实现国家中长期目标的战略意义,推动企业实现组织结构、工作流程、人员素质等方面的变革,不断提升竞争力。此外,数字经济对于中国和世界而言都是崭新的领域,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着力推进并支持企业转型,但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制度和规则上的障碍,因此企业家应积极建言献策,推进法律与政策环境改善,履行“制度企业家”的职能。

企业家精神的发挥需要有力的机制保障

依靠拥抱变化的开放心态以及对使命与身份的认同,固然可以涌现出一些企业家。但是,大批量的普遍涌现,还需要简单规则之下的全面激励。机制能够催生机遇。一方面,企业家既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也通过提供就业岗位成为家庭幸福以及生活和谐的保障,因此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另一方面,真正的企业家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殚精竭虑、如履薄冰、坚持奋斗,需要全社会尤其是政策制定部门予以保护。

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我国的一些制度安排并不健全,已有的法律法规和管制规章往往会制约企业的运营。但中国的改革就是在政策与实践不断互动、不断改进的过程中发展的。比如,近年来,支付宝开展的第三方支付业务、微信推出的免费语音服务业务等,极大地冲击了银行和电信运营商。但由于这些新业务给消费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最终获得了合法性。这些看似打破常规的业务,既提升了全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也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在当前产业变革的情势之下,许多新兴领域或许会再次出现“制度空白”问题。为此,政策制定者需要保持更加开放的心胸,调查研究市场经济主体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具有普遍性的制度性障碍,尽快出台支持性乃至促进性的法规。

事实上,制度环境对于企业家的决策以及企业的业绩具有重要影响。考察省份层次的制度环境、管理自主权以及企业风险承担三者的关系可以发现,好的制度环境会赋予该地区企业掌门人以更大的管理自主权,进而影响到企业的运营业绩。具体来说,以省为单位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环境,如人际信任程度、金融发展水平、中介组织发育程度、人力资源供给水平、外商投资水平、民营企业发展水平等,都与当地企业负责人的管理自主权有正向关系,进而关系到企业更高的承担风险水平和更好的经济绩效。实践证明,地方政府越是采取保护和支持辖区内企业发展的政策,企业掌门人的管理自主权就越大;相反,地方政府越是对企业发展进行干预,企业掌门人的管理自主权就越小。需要注意的是,一旦企业家的管理自主权受限,他们往往会通过跨地域发展的方式增加与当地政府沟通的话语权。

此外,经济政策环境是企业活动和企业业绩的重要背景与基础,而企业所采取的行动又会影响经济政策的执行效果,并进一步影响经济政策的变动和走向。正如李克强总理强调的,“一定要明确,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不是‘考核’体系,而是要树立一个标杆,让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照着标杆去努力”。不可否认,当前我国各省份的营商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为了改善这一问题,国务院于2019年10月22日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为各地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指导方向与制度保障。未来,各地区应结合实际情况,出台相应的营商环境优化办法,通过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切实释放企业家的管理自主权,充分激发创新活力。

总之,企业家精神是个人或者组织基于对外部复杂而动态环境的分析,在精心制定目标之后,全神贯注地调动个人的心力以及组织的资源而不断努力的精神。这就意味着,人类在任何领域的创新和进步,都离不开企业家精神。由此,当代中国应该弘扬企业家精神,在科学、技术、艺术等领域多培养一些简单、执着、义无反顾的人才,多产生一批不懈奋斗、追求创新、走向世界的企业,助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

(本文首发于人民论坛杂志社,

原标题为“新时代企业家群像及企业家精神”)

【参考文献】

①区颖敏、秦昕、张志学:《高管的命运观如何影响企业命运?》,《管理视野》,2018年第13期。

②张三保、张志学:《区域制度差异,CEO管理自主权与企业风险承担——中国30省高技术产业的证据》,《管理世界》,2012年第4期。

③张三保、康壁成、张志学:《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与量化分析》,《经济管理》,2020年第4期。

④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20年10月14日。

⑤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20年7月21日。

⑥《看总书记如何论述“企业家精神”》,求是网,2017年7月20日。

⑦《为企业家精神注入新内涵》,新华网,2020年7月22日。


张志学,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博雅特聘教授,光华管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管理创新交叉学科平台召集人。香港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讲师,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员,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访问学者,美国伊里诺依大学Freeman访问学者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访问教授。200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现任国际学术组织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主席。研究领域包括组织创新、企业领导与文化、谈判与冲突处理、团队过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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