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中人如此感慨：共享经济就像一座高山，山下云雾缭绕，看不清楚；山中道路崎岖，爬升艰难；山上彩旗飘飘，登顶的人享受着胜利的荣耀。眼下，百度、阿里、腾讯、滴滴等大旗傲立山顶，而无数的攀登者还在路上。时代的浪潮毫不留情地冲刷，却有巨大的吸引力。云雾背后的面目是怎样？他们为什么能登顶？明天站在山巅的会是同一批人吗？在2016北大光华西南论坛上，来自腾讯、携程、致远软件、猪八戒网的四位高管与北大光华陈玉宇教授就共享经济进行了精彩对话。
对话嘉宾：（左起）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bat365在线平台网站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腾讯集团副总裁马斌，携程旅行网执行副总裁熊星，北大光华EMBA、ICT-互联网协会会长、致远软件董事长徐石、猪八戒网副总裁周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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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宇（主持人）：当一个新东西到来的时候，人们往往不容易认清它，每个人看到它不同的侧面，摸到它不同的信号，所以给它一个模糊的新名词。我们今天提出新经济和分享经济（也可以叫共享经济、协作经济、合作经济），和当前的三个矛盾有关系：
第一是传统经济不好，我们所熟悉的这些东西都不太能引领我们向前，亟待需要新的东西；
第二是对工程技术进步本身的反映，我们的通讯传输能力、ICT技术、大数据技术以及和这有关的所有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都在日新月异的发展，这些发展将改变商业模式、生产模式的方方面面；
第三是中国正为这样一个模糊概念所开辟的前途准备好了最核心的资源——人力资本资源。人力资本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关键，中国90后到目前为止一共出生了4亿人，在未来二十年这4亿人将陆陆续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当中将有2亿人接受到高等教育，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众多高素质人才，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未来经济的全部命运。
但是，共享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前途如何？现在人们做这个东西有没有泡沫？和其他产业的关系？所谓的颠覆，它先颠覆哪些，后颠覆哪些？中国政府的矛盾和意见很多，条条块块、法制不健全、行政程序繁杂……那么政府和协作经济的关系是什么？中国的法制环境、商业环境和协作经济的关系是什么？还有企业的内部管理，企业内部也会因为ICT技术，分享经济模式的影响产生深刻的变化。
马斌（腾讯集团副总裁）
本人经历和见证了中国信息化进程。从我们内部的视角来看ICT演进，就是把360个行业、3600个植入导入到虚拟空间。雅虎第一次把线下报纸杂志搬到了网上；阿里巴巴把线下卖东西的方式搬到了线上，随时随地没有时空界限；腾讯用QQ实现了人和人24小时随时对话；百度把信息重新进行了分类整合……从线下到线上，三大门户的所有公司抓住了这个历史给予的机会。
进入2010年以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带来了两款产品：一款是微信，仅用了十个月就将用户从零发展到五千万，到今天为止已达7.3亿用户；另二款产品是滴滴打车，现有用户2.5亿，用三年半的时间估值到250亿美金。随着数字化星球时代的到来，2020年地球人口将达到70亿，将会有超千亿台智能设备，十万亿的数据。当今天所有的东西都信息化，谁能抓住这样的机会？
实际上，从信息的互联网化，第一、二、三产业开始，进入到产业互联网，第四、五、六产业都是在这个环境背景下诞生的。在强大的数据支撑下，分享经济的结果全部转为信息化、数据化。原来无法确定的需求和供给，特别是经济学当中从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的方案，当所有的需求供给曲线找这个边界的时候都可以用数据化来做决定，这些形态对线下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
分享经济下，政府最主要的作用是维持公平，而市场的公平取决于效率。市场变革可以定为间接性创新，而只有领导力创新才能真正提升价值。比如在基础领域里产生的华为手机，拿到全球和苹果比可以打败苹果，因为它的芯片是华为自己研发的，供应链体系就有话语权。所以在这个角度下，任何经济的基础源自于这些背景的成长，这个方法可以找到一切的方案。
陈玉宇
十年前，携程是走在时代最前列的新产业、新经济，后来就有点传统经济的味道了。
熊星（携程旅行网执行副总裁）
中国互联网以BAT为代表，尤其是腾讯，研发占比超过50%。在互联网行业，腾讯以技术和用户体验为引领的创新在行业很受尊敬。在创新方面，腾讯做得不错，携程在过去三年也有所进步。
共享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在供给和需求之间创造一个最优化的结合。供给过剩的地方就有机会。由于上一轮经济衰退，美国花了很多钱来帮助它的汽车产业，导致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则中间成本比较低，Uber用这些过剩的产能解决了大众出行的需求。中国也是一样，现在买车的人很多，但道路存在很多问题，拥堵严重，车辆无法有效利用。滴滴打车把过剩的车辆利用起来，用高效的手段解决用户出行问题，创造了很多价值。所以供给侧把这些过剩的供给或者产能利用在一个比较有效的手段上，用来解决需求、创造价值，这是共享经济的根本。
再看房地产，过去几年，中国的房地产也处在相对过剩的阶段。美国有一家公司通过把大家平时闲置的房子集中起来来解决住宿问题。中国携程和途家也利用这个方法把过剩的供给以很低的成本回收，来创造价值。
近几年，在国际上，中国互联网在模式、创新、活跃度、普及度这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腾讯超过了任何一家境外互联网公司。中国有很庞大的人群，如何把这些人群，把社会上的剩余供给和广大需求结合起来，互联网是非常有效的手段。共享经济只要赋予市场更新、迭代、优化，因为市场本身是有这个功能的。比如国内机场贵宾休息室，银行、国企由于过去几年的扩张，导致冠名休息室供给过剩，我们以一个很低的价格买过来，以很低的价格卖给客户，提供给广大休息者。因此，在携程上定机票以28块钱就能够买到一个休息室，这就是一个例子。
陈玉宇
徐石，你是连接新经济和分享经济，和传统企业最熟悉的一个人，传统企业家已经熟悉自己的一切技术，习惯了传统商业模式，面对这些“邪恶力量”的挑战，破坏大家所熟悉的东西，取代传统企业经济，你怎么看待企业内部所面临的挑战、困扰？
徐石（致远软件董事长）
分享经济有几个重要属性：第一是使用权大于拥有权，今天各式各样的服务把资产的使用权做到最大化，更多的连接和使用，而不是作为它的资产所有权。第二是它有一个需要信息化大平台的基础，必须要大规模的布署，需要大数据、监管和技术。行业是一种观念转化，表现在组织上就是雇佣关系发生变化。嘀嘀打车的司机不是它真正的员工，企业和资源之间雇佣关系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带来了巨大的重新配置。在“三去一降一补”的前提下，面对资源一边是重复浪费、大量过剩，一边是不足的情况，其实通过信息化、互联网+来再造，可以在资产和供给之间进行重新分享，所以共享经济在今天看来非常重要。
共享经济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C2C的应用，个人闲置资源的置换。比如猪八戒网，把所有的程序员，拥有闲置资源的一个外包，一个众包，我们和它们也有合作，把需要外包的分给他们，由他们在平台上实现重新配置。我们和携程也有合作，我们有四万多家客户需要出行安排，在我们系统里面一键就能进入携程。我们和腾讯也有合作，微信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和连接，它让手机成为我们的器官。我们本身也在做分享、做连接，我把我的客户有效的导入到它上面，它把它的应用植入到我的硬件中去。第二个阶段是更大的社会资源生态的形成，往后是大量的认知计算，之后是深度的职能共享，就是有生理上的人，和机械上非生命情感的智能机器之间共享的过程。所以分享经济在重构经济秩序，对于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面对这些冲击？它的最小组合是OA，本职是协同管理，从组织内协同走到组织间协同。传统上是把产品的产权移交给客户，今天所有的传统经济或者经典的商业模式都受到了挑战，那么我们怎么来应对冲击？首先是广泛连接，致远在开发一套新的东西，让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把企业管理经验、流程、知识分享形成一个平台，使用的时候是免费的，甚至可以产生收益，把同类企业的管理流程和知识放到一个公共平台上，被第三方企业共享和使用，完成共享交易。
陈玉宇
周总代表西部出身的企业，请问你认为西部有没有沃土，缺什么条件，产生猪八戒网这样的企业？
周友国（猪八戒网副总裁）
猪八戒网是没有泡沫的，我们内部经常讲“没有死掉的个人，但是有死掉的企业”，猪八戒现在正站在分享经济的浪潮上，抓住了机遇，从西部崛起。西部未来在中国国土绝对可以崛起，猪八戒网的成功也证明西部地区可以发展这样的企业。做微客的时候，全国估计有两三千家企业，最后都死掉了，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成都、重庆互联网的建设，重庆建设的云建设基地，BAT构建的云建设机房，还有国家创新创业信息骨干也在重庆建设，这就是我们分享经济的基础。基础准备好了，具备富余的资产之后，当地企业才有崛起的可能性，我相信在成都的很多企业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
我认为分享经济是在富余资产、闲置的社会资产的情况下诞生的。我们要认清楚现在所处的时代，有哪些行业是真正的资产富余而不是虚假的，在这些真正富余的行业资产里面一定会诞生伟大的共享经济的企业。
我们对共享经济有个形容，就是“山下人头攒动，山腰云雾缭绕，山顶彩旗飘飘”。很多人都借共享经济的帽子，各种模式、收费、产品、服务，其实都看不清楚，优步、滴滴打车这样就是成功的彩旗飘飘，但是没有几个人能走到那一步。在整个时代下做共享经济，大局认识一定要宏观，在产业、学识、环境、政策认识上一定要全面，否则理解、参与共享经济会有缺陷；技术上、理论上与国际同步，来指导行业创新和实践。
共享经济也具备以下困难：
第一个是信任成本。有一个共享经济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人比美国更愿意分享租房和租车，90%多的居民都愿意，而美国只有30%多。但反过来也说明中国的富余资产确实很多，像途家没有快速做起来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信任成本偏高，信任成本在中国现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第二个是数据。大数据最近被炒得很火热，但是所有要做大数据的公司对于信息的接口、信息可视化，对于数据来源、数据授信都存在很多问题，没有这些数据就没有办法提供很好的服务和产品。
第三个是产品权所有化。在从所有产品化到服务产品化的转变上，理论指导，包括制度改革上并没有很大的帮助，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比如供给侧改革，这个障碍比前面两个更大，前面可能是市场能解决的问题，后面这个问题则需要政府协调更多资源来解决。
陈玉宇（主持人）：
很多人说到互联网经济、分享经济有两种错误观念：
一种错误观念认为分享经济没有用，互联网是第二位，第一位还是实体经济。应对这句话，经济学判断认为，互联网以及服务业、第六产业建立在农业、制造业高效率的基础上，当然互联网也会反过来促进传统产业效率的改进。
第二种，经济学经常提到需求，在信息时代对于和信息有关的产品需求，思考人们每天花在手机上的时间，如果每个人平均花两个小时，这基本上意味着花在上面的时间成本相当于GDP的25%—30%。
分享经济是市场经济规律更加极致的体现，不是反市场规律。从四个角度说明：第一，互联网经济、ICT技术最大程度的扩展了市场范围，互联网时代的市场范围是全国和全世界，扩大了市场范围会带来一系列后果。
第二，当市场范围扩大后，市场的种类和维度增加了，原来不能进入市场的产品可以进入市场，原来不能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这被称作分享经济，原因在于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信息成本和协调成本的极大降低。
第三，每个人都有意无意与新经济和分享经济时代相结合，但这个时代刚刚开始，红旗们很快就会倒掉，两项资产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现实和网上的声誉和可信赖的程度。
第四，新技术最终将造福于全人类，但过程中会带来极大的挑战。阿里巴巴创造了1000多万的就业岗位，但也减少了1000多万人就业，也许某个阶段会达到2000万。因此，技术值得被拥抱，但人们还要思考如何快速适应变化以及如何调整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