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把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度量化的ESG（即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越发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近日，以“与时代同频 奋进商学新征程——百廿北大商学，推进‘双一流’学科建设”为主题的第二十四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线上召开。会上，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光华管理学院卢海教授作了题为“中国上市公司ESG实践和研究”的演讲。

为什么要做ESG？

一种观点认为，做ESG相关的事，从长期来讲，最终可以得到财务上的回报。

另一种观点认为，个人做ESG相关的事不如由企业来做有效，所以投资ESG做得好的企业。

此外，还有人表示，做ESG不完全是为了财务的原因，因为它对环境和社会太重要了，影响了人类长期发展和幸福感。

为了探寻企业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卢海研究团队在2021年和2022年分别对4000多家中国的上市公司董事会进行了问卷调查，均收到400多份回复。

上市公司对ESG投资是否增加市值有一定分歧

公司认为ESG投资和市值之间的关系

公司对ESG投资占其销售额的预期

来源:光华-罗特曼中心，2022年度ESG信息质量和透明度指数白皮书

对于上市公司如何看待ESG投资和市值之间的关系，问卷给出了多个选项：第一个选项，ESG投资会增加市值；第二个选项，少量的ESG可以增加市值，过度强调ESG会减少市值；第三个选项，ESG投资会减少市值；第四个选项是没有关系；此外，上市公司也可选择不确定或不作答。

如上图所示，大概有一半的上市公司认为ESG投资可以增加公司的市值，同时有1/4认为二者之间是非线性的关系，即少量的ESG投资会增加市值，但过度强调ESG会减少市值。基本上没有公司认为ESG投资会减少市值或两者没有关系。

观察2021年和2022年的问卷结果可以发现，当前上市公司对ESG投资和市值之间是否有线性关系还有一定的分歧，对ESG投资是否可以增加市值也有一定的分歧。

问卷中的另一个问题是2022年公司对ESG投资占其销售额的预期。如下图所示，有62%的公司认为在0-5%的区间比较合适，说明大部分上市公司认为，增加一定的ESG投资对公司的市值是有好处的。

卢海教授表示，问卷反映了投资者和上市公司对ESG投资与公司财务价值之间关系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

ESG契合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理念，也与大学使命有关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ESG呢？卢海表示有两个层面的原因。

第一，ESG在中国的实践有自己的特色。和西方国家以股东利益（shareholder）为中心的经济体有所不同，中国是以各大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为中心的经济体。在这样一个框架下，要考虑政府、人民和社会的安定等一系列因素。其次，中国为可持续发展制定了积极的国家战略，每一个五年计划都是从长远的发展来思考的。最后，ESG理念与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发展理念十分契合：譬如E中的双碳战略，S中的共同富裕，G中的资本市场透明度。

“所以ESG在中国实际上跟我们国家的战略和长远发展的观念是非常契合的。”卢海称。

第二，ESG也和大学的使命休戚相关。今天的消费者和投资者更具有道德和责任感，ESG是主要是由年轻一代人推动的。对年轻一代ESG教育培养和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及光华管理学院作为高等管理教育机构的使命十分契合。

北大老校长马寅初在百年前著名的演讲中提到什么是北大精神——“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 … ”

卢海表示，这样的北大精神、管理教育使命和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也都是非常相符合的，这也是今天讲ESG很重要的原因。

卢海介绍了他在ESG方面做的三个研究：

第一，中国是世界工厂，国际生产链对我们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ESG信息的强制披露对国际生产链有什么影响？

第二，中国的ESG现状如何？

第三，ESG实践的现状是否会影响国家政策的效果？

强制性ESG信息披露对国际生产链的迁移会产生影响

ESG信息的强制披露对国际生产链有何影响？

卢海表示，到2020年，有将近100个国家实施了350个ESG强制性法规和250多个ESG自愿性法规(Carrots & Sticks)。与2006年相比，强制性的ESG信息披露法规和自愿的ESG信息披露法规以及实施法规的国家数目都有显著增加。

ESG法规增加对实际的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对实际企业的运行有什么影响？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的强制性ESG信息披露对国际生产链有没有什么影响？

国内/地区内移动

移往高ESG标准的国家/地区

移往低ESG标准的国家/地区

来源: Lu, Peng, Shin, Yu (2022) – Migration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A Real Effect of Mandatory ESG Disclosure

卢海表示，ESG信息披露有显著的合规成本和声誉成本，所以一些大企业把供应商从透明度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转移到透明度低或者是没有强制披露要求的国家和地区。

上面三张图中，第一张图是来自同一国家的新供应商数目，横轴X轴的“0”代表强制性披露年份，可以看到来自同一国家的供应商数量在要求强制披露后的前几年有所下降。中间这张图是转移到对ESG要求比较高的国家，可以看到供应商的数量在持续下降。最后一张图是转移到对ESG要求比较低的国家，供应商的数量持续在上升。卢海表示，这表明强制性的ESG信息披露对国际生产链的迁移确实会产生影响。

卢海团队还进一步做了分析，分析师跟踪的数量多少、机构投资比重和法规执行的力度，都会影响到生产链的迁移。

“比较透明的公司，不太会因为ESG信息的强制披露而迁移生产链，相反，分析师跟踪数量较少，机构投资比重较小，法规执行的力度较弱的公司更容易因为ESG信息强制披露而迁移生产链。”卢海发现，如果采取国际生产链迁移的战略，企业达到了它的目的，ESG相关的事故报道会有所减少。

ESG实践的主要障碍是缺乏人才，知识和指引

中国的ESG现状如何？

卢海节选了2022年度《ESG信息质量和透明度指数白皮书》上面一张图表——打开黑匣子—中国上市公司的ESG实践调查。

来源:光华-罗特曼中心，2022年度ESG信息质量和透明度指数白皮书

卢海表示，不同公司ESG相关活动处在不同的阶段，情况非常不一样：有的处在自愿了解的阶段，比如2021年，有26%的公司开始希望关注ESG，但还缺乏相关的实践。有的公司已经到了战略通讯阶段，同样在2021年，有22%的企业都已经形成正式制度，并在年报中披露ESG相关的信息，发布ESG相关的报告。

“中国的企业在ESG实践上都处在不同的阶段，从无需求、自愿了解、战略计划战略执行到战略通讯。”卢海称。但是，2022年的调查显示，蓝色和红色柱状图走势明显下移，这说明我国企业的ESG实践有一定的提高。谈及原因，卢海表示，可能是国家政策力度、投资者的压力，或者是企业家们意识的提高，于是产生了阶段性的进步。

来源:光华-罗特曼中心，2022年度ESG信息质量和透明度指数白皮书

研究团队还调研了把ESG相关议题纳入战略规划和运行时遇到的主要障碍情况。如上图所示，企业认为缺乏ESG报告指引、缺乏人员支持和缺乏相关议题的知识和专业技能是主要原因。2021年占比分别达到了42%、37%和37%，到2022年这个比例进一步上升，达到了61%、53%和47%。

卢海表示，随着对ESG越来越重视，大家越发感觉到缺乏指引、人员和知识是目前ESG实践中遇到的三个主要障碍。对于中国ESG现状，研究团队还有很多其他调查问题，如果有兴趣可以到光华-罗特曼中心阅读《2022年度ESG信息质量和透明度指数白皮书》（https://guanghua-rotman.work/）。

政府披露要求的政策可以减少碳排放，需具体的减排指南和措施

ESG实践面临诸多挑战和障碍，这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政策和法规的实施情况？

为协同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2021年6月证监会修订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中，鼓励公司自愿披露为减少其碳排放所采取的措施及效果。

来源：Huang, Lu, and Zhang (2022), WIP

卢海团队通过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发现，实施披露政策的企业（处理组）碳排放量和用不同方法计算的碳排放密度都在明显下降。

卢海团队又把样本分成企业来自碳排放交易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结果显示，有具体的减排指南和措施，政策才能起到显著的效果，即显著效果都来自试点城市。

为什么试点城市会这样呢？国家发改委在2011年10月份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深圳七个城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向这些城市提供了政策性的支持，提供了金融机构对接服务支持，也提供了指引支持和激励。但是在非试点城市，企业缺乏培训引导，也对自身碳排放和减碳途径的信息不足，导致无法有效地减排。

政府披露要求的政策可以减少碳排放；但只有具体的减排指南和措施都存在，才能起作用。这也和研究团队此前的调研结果相一致：对ESG实践缺乏指南，知识和人才储备是企业面临的主要障碍。

对上述三个研究，卢海总结道，每一个研究都和中国ESG实践紧密相关。第一个研究体现了中国是世界工厂，所以研究供应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二个研究发现，缺乏人才，知识和指南是中国ESG早期发展遇到的障碍和挑战。第三个研究说明这样的障碍可能会影响到相关政策执行的效果。

“ESG的研究需要我们用循证研究的多元方法（譬如大数据和田野研究）来回答在可持续发展中碰到的新问题，从而走出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道路和结论。”卢海称。

卢海，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光华管理学院会计学教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麦克杰森国际商务讲席教授和会计学教授。美国南加州大学工商管理博士。研究领域涉及非结构数据分析及应用、资本市场监管、证券估值、公司治理和中国资本市场财务信息披露等。研究成果获新华社、中国日报、华尔街日报等国内外各大媒体关注，并为监管机构提供决策支持。现为国际会计学术期刊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