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态势不断巩固和拓展。但境外疫情扩散蔓延，对世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我国如何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就相关热点问题，《经济日报》邀请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进行了深入研讨。
经济日报：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的冲击，我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宏观政策。您如何评价这些宏观政策的效果？在对冲疫情影响、防止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等方面，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刘俏：新冠病毒疫情已经对我国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冲击。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二月份经济数据显示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同比下滑程度远超出市场预期。市场人士普遍认为今年第一季度我国GDP增速大概率会落入负区间。疫情爆发前期，为了对冲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我国及时果断采取了一系列宏观政策，增强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央行通过MLF降息、大量逆回购等操作保证了市场和企业流动性的相对充足支持；与此同时，一系列减税降费、为企业减负的财政政策也陆续推出。这些政策对于稳增长、稳就业、帮助受冲击最为严重的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起到积极作用。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疫情在我国基本控制住的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开始迅速扩散，已经严重冲击全球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全球经济陷入大衰退的风险大大增加。最近，各国多个救市政策出台，其中美联储宣布广泛新措施支持经济，德国政府批准规模7500亿欧元的刺激政策。这些变化表明新冠病毒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带来的冲击可能超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疫情在全球蔓延不仅严重影响外需，也带来全球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全球经济在今年第二季度大部分时间面临“暂停”状态，将给我国经济疫后复苏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极端情况的出现表明我们过去明显低估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而我们现有的对冲疫情影响的宏观政策范式正是基于被严重低估的风险的。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国对冲疫情影响的宏观政策范式，进一步明确宏观政策的定位和实施的重点领域，以更大的力度出台正确的政策应对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经济日报：当前国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但境外疫情扩散蔓延，对世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一些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政策来刺激经济。如何评价这些措施，我国宏观政策应该坚持什么样的逻辑和出发点？
刘俏：新冠病毒疫情已经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卫生事件”，带来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新冠病毒疫情在国际间迅速扩散与过往危机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直接影响实体经济。以美国为例，因为抗疫需要采取的“隔离”措施，将导致经济活动大面积停顿，而且延续时间可能超过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服务业占到GDP近80%的经济而言，这势必导致实体经济现金流大幅下滑，恶化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带来GDP的大幅下滑，最终反映为大面积的企业倒闭和失业，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稳定。新冠病毒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或会超过我国，这是由美国经济结构决定的。我们据此容易理解美国政府紧锣密鼓出台一系列力度非常大的经济政策背后的逻辑。美国目前的政策组合旨在支持信贷流向家庭和企业，同时以较过往力度更大、速度更快的财政政策（例如，直接向家庭发放现金），限制其在就业和收入方面的损失，并在“休克”停止后促进经济迅速复苏，这些政策针对的是实体经济，并防止资本市场危机最终转换成金融危机，从而进一步加剧实体经济的衰退。
回到关于我国宏观政策的讨论。我一直认为现在有两个中国经济：一个是反映为GDP规模和增速的中国经济，目前正经历着增长速度、动能及模式的巨大变迁；另一个是反映在经济社会结构层面上的中国经济——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产业和就业结构的变迁、微观经济单元的活力、收入分配结构、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和定位、研发强度和创新能力、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等呈现。在中国经济的核心逻辑已经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反映在经济社会结构层面上的经济指标的表现更真实地反映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这一轮经济政策的逻辑应该与过往不同——其侧重应该放置在对冲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方面。我认为我国正确的政策出发点是大幅下调经济增长目标，甚至，不再确定目标。在摆脱原本是刚性的增长目标的约束后，政策意图会更加清晰, 政策手段更为合理。
从结构性影响角度看，这次疫情的影响更多体现在两个方面：（1）对经济微观基础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影响；（2）对消费和就业的冲击。我国目前主要的政策工具应该是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的重心应该放在稳消费和就业上，让3000万中小微企业和9000万个体工商户活下去，有更好的营商环境去发展。必须明确，经济对冲政策的本质是针对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在全球经济面临衰退的大背景下，以更大的力度启动滞延已久的结构性改革举措——这应该成为我国应对疫情全球扩散带来全球经济衰退的宏观政策新范式
经济日报：中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近期以来，我国已采取加大资金投入、减税降费等一系列财税措施。如何评价这些措施发挥的作用，下一步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更加积极有为？
刘俏：中小微企业、消费和就业是这一轮疫情对中国经济冲击反映最为集中的领域，我国财政政策的发力点应该放在这些领域。鉴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带来的风险远远超过预期。我国财政政策的力度应该更大。首先，需要明确两个中国经济逻辑的变化：中小微企业解决了我国80%以上的就业；同时，消费2019年拉动了我国近60%的经济增长。稳住了中小微企业和消费，也将稳住了就业。对中小微企业，我们在减税降费方面可以推出更多的举措。我国过去两年调整增值税，基本上已经调整到位；未来可以把企业所得税往下调整。如果将一般企业25%的所得税往下调到20%，可以实实在在为企业减负，这将增加中小微企业未来投资的信心、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
在稳消费方面，短期内可以采取一些政策对冲疫情带来的影响。有两个政策选择：（1）个人收入所得税可以做一些调整，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去年从3000元调到5000元，今年可以考虑再次调高至6000元，这将实实在在增加个人和家庭可支配收入，提升消费意愿和能力；（2）可以用消费券的形式，针对低收入群体，以及在抗疫情期间承受了巨大牺牲的湖北全省。消费稳住了，就有利于稳定我们接近3000万的中小微企业以及将近9000万的个体工商户，对于稳定就业意义巨大。
经济日报：近期以来，央行采取了专项再贷款、再贴现、定向降准等政策。下一步，稳健的货币政策如何做到“更加注重灵活适度”，以更好对冲疫情影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刘俏：疫情期间，央行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提供市场和企业急需的流动性。我个人认为，货币政策未来在对冲疫情影响方面空间已经不大，主要原因有两个：（1）我国目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仍不通畅，利率“双轨制”依然存在，即使大水漫灌，也很难确保信贷落到急需资金的中小微企业上，反而增加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2）因为疫情影响，加上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大量堵点的存在，中国经济全面恢复正常状态尚存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带来较大的通胀压力。这种情况下，即使美国联储大幅下调利率，央行也很难在短期内积极跟进，因为预期政策目标很难实现。央行应该思考的是如何以精准施策的方法支持实体经济，满足真实的信贷需求，谨防信用紧缩。
经济日报：结合当前内外部的疫情形式和经济环境来看，您对于我国下一步的宏观政策有何建议？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如何协同发力，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
刘俏：疫后促进中国经济反弹需要基建投资的配合。2019年我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只有5.1%，其中基建投资增速只有3.9%。今年围绕“新基建”各领域的新增投资有望提高基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是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我们对新基建能起到的作用必须有清醒认识，切忌过度夸大。以5G为例，市场预计到2026年我国5G基础建设投资规模将达到1.15万亿，其中2020年需新增的投资额约为2300亿。这个规模，即使加上其对上、下游投资的带动，与拉动中国经济在疫后实现V型反弹所需的规模也有差距。
去年基建增速不高主要跟缺乏相当量级的基建项目储备有关。制定和投资相关的经济政策，除新基建外，必须根据中国经济逻辑的变化寻找新的、大量级的投资领域。目前看来，有两个与基建相关的投资领域有很大的空间，推出势在必行。其一，在跟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旧城改造、租赁住房、城市公共设施的投资等领域有很大空间。例如，租赁住房是切实关乎民生的投资方向，不仅有助于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推动形成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也可落实“房住不炒、租购并举”的中央决策。其二，在中心城市和都市圈的基础建设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领域也有很大空间。通过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础服务均等化，增大了城市集聚效应和城市所能容纳的最优人口规模，促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将更多的人纳入“市场”，通过集聚实现人均收入增长，通过集聚实现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的差异互补发展，最终缩小发展差距。并且此次疫情暴露出了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中的不足与短板，亟待改进，以提高中心城市的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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