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讨论怎么去看新冠疫情的本质，怎么去理解总量经济和结构问题之间的关系，主要想强调宏观政策应该从消费、就业、中小微企业出发，需要去回答正确的问题（即使答案不完美，当然基于各种仍在快速变化的不确定性，也不可能完美），而不是去完美地回答错误的问题。
疫情影响的本质：自然灾难造成实体经济的休克
我们关于疫情对经济社会影响的认识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2月20号之前，大家觉得这是一个主要在中国国内的公共卫生事件，它会带来14亿人口的大国生产、社会活动的停顿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讨论疫情的影响，其实比较关注的还是对总量的影响，关注对今年能否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比如我们讲到的脱贫，GDP翻一番，对这些经济社会发展具体目标的影响。
那个时候大家普遍的看法是偏乐观的。大部分市场人士都认为，第一季度的GDP增速可能会下滑2个百分点，全年可能会下滑0.5个百分点，基本上还能保持5.5%到5.8%的增长率——当然各个机构统计的范围稍有不同。
3月份开始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美国确诊的病例数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超过中国，成为疫情的中心，全球确诊病例接近50万，而且死亡的数字也非常高，接近2万人（注：截至3月27日）。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开始重新思考，在一个全球高度互通互联的大背景下，如果说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社会活动停顿一段时间，而时间的长短完全取决于疫情控制的形势，大家意识到这可能对经济会有很大的冲击。
这次疫情带来的危机跟2008年比较，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次冲击的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经营活动，以社交接触为基础的市场交易活动，因疫情停顿下来了。人和人之间的交易行为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生产服务、各方面的活动进入休克状态，冲击非常大。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估测。2月20号之前大家都比较乐观，觉得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可以实现。现在第一季度的数字没有出来，但是1、2月份中国经济社会运行数据显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是负的13.5%，同时服务业的生产指数也下降了13%，登记失业率比2019年12月份增加了一个多百分点，从5.1%达到6.2%。中国就业人口大概是7.7亿，相当于1、2月份一下增加了将近800万的登记失业人口。这时，大家意识到以前严重低估了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美国的情况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美国开始禁止过多地社交接触，它的经济社会系统也处于停顿状态，大家普遍认为疫情会给美国带来直接的巨大经济损失。我认同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的观点，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自然灾难，是natural disaster。这次疫情的本质更像是短期直接带来巨大经济损失的自然灾难。
到目前为止还不是金融危机
这个很大的自然灾难直接造成全球性的经济社会层面上的灾难，让各个经济体遭受重大的损失。它跟2008年危机、1929年大衰退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它不是经济或是金融体系因为林林总总结构性问题内生出来的危机，它就是一个自然灾难，是直接冲击实体经济的黑天鹅。它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程度，就目前我们掌握的数据来判断，疫情冲击对美国的影响可能在GDP的10个百分点甚至更高的水平。
疫情冲击实体经济，直接带来企业现金流的大幅下滑，企业、个人、家庭资产负债表大幅恶化，带来失业、带来产出的大幅下降，甚至带来社会不稳定。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政府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拿出了一个力度非常大的经济刺激计划，2万亿美元接近美国GDP的10%左右（注：美国2019年的GDP是23万亿美元）。德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规模达到7500亿欧元，甚至占GDP的20%。
严格意义讲，美国和德国的都不应该叫刺激方案，更准确叫法是经济复苏或是经济恢复方案，因为疫情直接带来产出大幅下滑，经济出现巨大损失，需要恢复。美国方案的着力点是从金融体系开始的，主要还是担心企业现金流恶化，再加上市场恐慌情绪蔓延，带来资产价格大幅波动，最终会演变成金融危机。2008年大面积的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导致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处于一个极其危险的状态。这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所以它暂时还不是金融危机，是一个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危机。但是一旦金融危机最终爆发，金融体系的冲击再反馈到实体经济，形成一个负向反馈的恶性循环，最终全球经济可能万劫不复。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对这次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的认知是有一个过程的。
宏观政策要发力精准，不能恶化结构性问题
厘清疫情的性质是制定宏观政策的关键。既然疫情是一个自然灾害，宏观政策的出发点应该针对疫情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损失，以夯实疫后经济复苏所需的基础为主。其实所有宏观经济政策，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无法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因此，宏观政策首先要考虑在自然灾害伤害经济社会的时候，尽量减轻这些伤害，让受到伤害的部门、群体、行业能够得到支持。
第二，拟出台的政策如果会带来长期的结构性影响，那就必须特别谨慎。如果说其长期影响是优化结构、解决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那当然好；但是如果说政策本身导致了经济社会结构性问题进一步恶化，那么这种宏观政策显然是非常不可取的。疫情本身没有长期的影响力，但是应对疫情的经济政策却可能产生长期的影响。
宏观政策的基本逻辑需要考虑中国经济结构的变迁和我们经济核心逻辑的变化。按照去年的数字，消费基本上拉动了GDP57.8%的增长；投资对增长的贡献现在只有31.2%。而消费里服务消费占的比重也在大幅度提升。这次疫情的爆发，在增长动能上对消费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另外，现在消费其实直接跟中小微企业联系在一起，它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就体现在大面积的中小微企业现金流不足，没有营收，面临很大的困难，面临大面积倒闭的风险。中小微企业解决了80%以上的就业，中小微企业出问题，势必带来一个很大的就业问题。
所以与过往的危机不同，疫情对中国经济直接冲击最大的领域是消费和中小微企业，而这两个关键词背后是“就业”这两个字。在这方面，美国的情况与我们相似，甚至影响更大。因为第一，它的经济体量比我们大；第二，美国整个服务业将近占到GDP的80%，这是相对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如果市场活动停顿，对就业冲击非常大。3月26日美国的数据也验证了这一点——本周美国新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达到328万，这是有这个数字以来最高的一次。
328万这个数字本身就表明，疫情影响的传导机制基本上已经得到实证数据的验证了，同时疫情对经济的伤害比经济学家们估测的还要严重。美国大概是1.6亿就业人口，328万代表了美国将近2%的就业率，一个星期新增2%的失业率。疫情这个自然灾害对经济的冲击可见一斑。
如果隔离的时间延续下去，持续六周到八周，很难想象这个数字会有多可怕。美国的失业率，有人甚至很悲观地估计，可能会上升到20%甚至更高的数字。我想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对于美国和中国而言，政策出发点有相似性，对冲灾害对经济的冲击，想办法怎么去更好支持企业、稳住就业。到目前为止这个逻辑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要清晰界定，不需要纠结总量增长目标
目前情况下，需要清晰界定宏观政策目标。如果一定强调GDP翻一番，意味着2020年GDP增速需要达到5.5%左右。如果坚持这一目标，很多政策就会围绕着实现这一目标出台。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明确，我们严重低估了疫情短期内对经济的冲击；我们也明确了新冠病毒疫情本质是自然灾害。政策着眼点应该是减轻伤害，为疫后经济复苏保留基础。我们不希望看到政策出台是为了实现一个很高的增长目标，或者勉强拉出一个V型的经济反弹，但是恶化了经济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清楚，不要再去纠结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把政策的施力点放到受疫情直接冲击的领域。这样，政策可能会更合理些。
以美国为例，美国这次出台经济刺激方案有几个特点，一个是速度快，没有拖延；第二，力度非常大，规模差不多占到GDP的10%；第三就是财政政策扮演的作用，比过往应对危机的时候力度明显要大很多，直接帮助企业和个人家庭纾困。参议院通过刺激方案的时候是一致同意。他们对疫情的性质在认识上比较统一。
中国该怎么做？这个可以讨论。我们需要重新评估新冠疫情对经济社会的伤害。1月、2月份的数据显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因为疫情的原因造成以社交接触为基础的市场活动的大面积中断，整个经济活动几乎处于休克状态，经济下行明显。3月份后复工率大幅上升，但是到底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只有在4月中旬第一季度的数字出来之后才能更准确评估。第一季度GDP数字会成为预测全年经济增长情况的锚。我认为在这些数字出来之前，预测都是靠猜。但我们确实已经明确疫情本身对经济冲击远超最初的估计。
产业链的阻塞给复工复产增加了难度
现在我们逐渐开始疫后经济的重建，但是又增加了另外一个变数。我们本来以为二三四季度经济会强力反弹，但是现在遇到外部环境恶化。对中国的供给和需求都带来了强烈冲击。需求端就是外需不足，欧、美经济大概率第二季度会有10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速下滑，自然而然对外需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冲击。
现在全球都陷入隔离状态，经济社会生活停顿，直接影响全球供应链的正常运转。我们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非常高，需要进口很多的中间品，全球供应链中断会直接影响供给端。
事实上，我们的产业链现在还没法形成闭环。这是过去几十年全球化、专业化分工带来的结果。专业化分工效率高，这种格局短期之内也改变不了。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面临中断的风险，给供给端带来很大的影响。
形势比较严峻。复工不一定复产，没订单，这是需求端的问题。但是另外一端，可能缺少关键的零部件或者中间品，也没法生产出最终产品。两个外部冲击合在一起之后，对今年中国经济的冲击到底有多大，我们需要有一个理性的评估。新冠疫情，作为一个自然灾害，是全世界的敌人。如果不尽快控制住，中国经济没有办法做到“这边风景独好”。
把这个逻辑讲清楚很重要。它对我们理解到底我们该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有很大意义。
选择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结构性改革？
到这一步之后该实行什么政策？从宏观政策角度，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大选项。不管是货币还是财政政策，都解决不了长期的结构性问题。要想解决长期的结构性问题，还得靠结构性改革的举措。
这一次宏观政策的施力重点是中小微企业和消费，它们背后对应着就业。我们的政策应该围绕着这三个领域来设计组合。现在对“新基建”讨论很多，我想指出，“新基建”对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有很大的价值，但是短期内在应对疫情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作用是有限的——它解决不了迫在眉睫的就业问题、中小微企业倒闭问题；此外，新基建的量级不够，短期内不足以应对疫情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有问题，不能盲目跟进美国
货币政策方面，其实央行迄今已经通过再贷款、定向降准、降息等方式为经济提供了大量的流动性。与美国情况不一样，我们金融市场上没有出现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但现在最需要资金支持的是中小微企业，我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并不通畅，增加的流动性、增加的银行信贷，究竟有多少是给了中小微企业这个群体？要增加中小微企业的信贷规模，解决资金上的缺口，帮助它们渡过难关，货币政策很难起到有效的作用。
央行出于种种考虑，在美国降息、增加流动性时没有立即跟进，我想也是有这样一种考虑在里面。因为跟进的意义不大，实现不了政策目标。现在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还没有判断清楚，传导机制本身又不是特别顺畅，靠货币政策解决问题不会太理想。但是，切实给中小微企业更多资金支持，有效降低企业资金成本非常重要。美国现在实行无上限QE，利率基本接近零，未来还有负利率的可能性。这对央行有一定压力，但是我们现在也还有一定的降息和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空间，可以根据情况灵活施策。从长远讲，形成并完善中国利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无疑是金融体系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一环。
新基建量级不够，靠新基建实现经济反弹是一厢情愿
新基建最近火得一塌糊涂。必须指出，新基建对中国经济的升级换代，对提升中国制造的科技含量，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肯定有巨大的价值。但它解决的不是短期问题，而且短期内它的量级也不够。我和光华的同事颜色教授在3月8日发布了一个研究报告，我们估算2020年5G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也就是2000多亿人民币。不是说新基建不好，不重要，它非常好，非常重要；但是它短期起不到这个作用、量级确实不够。
前一段时间有些媒体报道，31个省已经规划了三十多万亿的基建项目，而且大部分是新基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去年整个基建的同比增速只有3.9%，在改革开放过去四十年里是极其低的一年。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大量级的基建项目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现在比较难找到同等量级的基建项目。
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全力推进工业化的进程时，我们有高铁、高速公路、机场、地铁等大量级的建设项目。在我国工业化进程已经基本结束的当下，再找到这样的大基建项目并不容易。当然。今年为了应对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巨大灾难，积极寻找、储备基建项目，增加基建投资，对经济复苏还是有意义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关心一个问题，基建或是新基建对解决就业、解决消费、解决中小微企业的困难到底能带来多大作用？
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中小微企业
我的政策建议的很简单，要支持中小微企业，要扶持消费，要解决就业问题。财政政策对中小微企业而言有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就是减税降费，把减税降费的力度再大一点，因为疫情冲击很大，很多企业活不下去；把一些已经宣布的政策具体落实，同时考虑一下是不是把它变成一种永续化的政策。
去年的增值税做了调整，可以说基本调整到位了。但企业所得税可以调，所得税从25%调到20%，会不会有价值？各种费用这方面其实该减的也能减一些。现在将近3000万中小微企业，还有9000万个体工商户，基本上是中国吸纳就业最大的群体。如果它们都死掉了，以后也就没有纳税基础了。
另外，我们有没有可能以财政政策的方式直接给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例如，成立“中小微企业稳定基金”，通过金融机构给中小微企业提供支持性信贷，信用风险大部分由财政承担，小部分由金融机构承担，这样既给中小微企业直接提供了资金，也能规避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需要特别提出，美国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中，有3670亿美元是直接提供给员工人数在500人以下的企业的。这些企业在面对疫情这样一个巨大的“自然灾害”时非常脆弱，需要资金支持。
很多小微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可能有10-50万的支持，就能熬过来。熬到全世界的大封闭结束，经济逐渐回归到正常状态的时候，可能它自身的经营能力就能够让它活下去。我们不能把经济复苏的基础摧毁掉。这是我想针对中小微企业提的两个政策建议。
提高个税起征点到6000元，降低边际税率
针对消费，我想提两点：降低个人收入所得税边际税率和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起征点。现在我们是5000块钱的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整个中国的纳税人口只有7000多万。但是我们有7.7亿的就业人口。现在我们建议把它提高到6000块钱。这样纳税人口从7000万就降到只有不到5000万。中国的收入分布是极其不平等的，可以想象一下，月收入在6000块钱以上的人，按照纳税记录来看，只有5000万人不到。而这个群体是消费很重要的支柱。在降薪和失业压力增加的双重冲击下，稳定他们的信心很重要。
提高起征点的同时可以把每一档的税率都酌情下调。工薪阶层边际税率最高达到45%，确实太高了。能不能降一些？其实降多少是个态度问题，但是降得越多我觉得效果越好。这种方式让消费者的信心，消费的能力都会得到提升，对稳消费是有好处的。
发消费券的作用不仅仅是解决民生问题
我和颜色在3月8号发布的报告中建议发消费券或现金。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基本上就是针对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疫区，特别是湖北。我们建议针对湖北省的就业人口每人发放1000元消费券。湖北人口是5000多万，我们测算了一下就业人口大概3000多万，大约是300亿元。
另外的群体是全中国的低收入群体。国家有一个最低工资标准，湖北是1750块钱，青海比较低，只有1500块钱。月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即为低收入群体。这个群体占整个就业人口的20%多一点，我们算了一下，加上这个群体，全部合在一起的话，大概是2600亿到2700亿元。
消费券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个群体恩格尔系数是很高的，他们的收入基本上要花出去，来维持日常生活的运转。把这些钱给高收入群体，可能不一定会转换为消费。但是给低收入群体，基本上他会转向市场活动，转向消费。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消费刺激政策来jump start现在低迷的消费。可以想象一下，假如这2000多个亿全部投向消费，再加上一些配套的鼓励消费的政策，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就有可能稳定下来，那么产业活动、市场活动可能就开始运转起来。疫后经济恢复需要这样的政策。
投资必须做，但方向要正确
最后我还想提一下，投资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能过高估计投资所能带来的作用，而且我们现在投资最大的问题在于投资资本收益率不高，短期迅速扩大规模很难形成有效需求，同时可能导致杠杆率继续大幅攀升。此外，因为新基建毕竟体量还比较小，投资方面可以把视野放得更开阔些——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与民生相关的投资领域已经拖了很久，比如说小区的改造，还有租赁住房，主要是资金问题没有解决。我们现在每一年有1300万的新市民，同时还有2.9亿的农民工，他们的居住问题怎么解决？只靠商品房购置是不现实的，需要大量的租赁住房投资来解决这个问题。引导市场力量和市场资金进入这些领域可以极大缓解财政压力。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和公募REITs应该果断推进。
还有一点，现在我们城镇化的基本思路已经很明确了，就是以中心城市都市圈作为未来发展的主导方向。建立中心城市都市圈，人口注定会大量流入，在人口密度非常高的地方做基建投资，它有足够多的人去支撑新的行业崛起，支撑起服务业的发展，支撑起未来的消费，这样的基建投资是有效率的。
今年经济压力比较大，增加投资占的比重，把投资重要性往上再提高，我觉得是完全有必要的。但是投资的方向一定要正确，谨防大水漫灌，盲目上马很多无法形成有效需求的投资项目，徒增金融体系的风险。
基于我们对疫情冲击的重新评估，现在到了出台力度更大的一揽子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了。我们讨论怎么去看新冠疫情的本质，怎么去理解总量经济和结构问题之间的关系，主要想强调宏观政策应该从消费、就业、中小微企业出发，需要去回答正确的问题（即使答案不完美，当然基于各种仍在快速变化的不确定性，也不可能完美），而不是去完美地回答错误的问题。
本文首发于网易研究局
刘俏，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017年《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年度经济学家。刘俏教授在公司金融、实证资产定价、市场微观结构与中国经济研究等方面拥有众多著述，其著作包括《我们热爱的金融——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金融》、《从大到伟大2.0 —— 重塑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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