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社会舆论大为改观。多个部委密集发声，各地的配套措施也陆续出炉，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重磅政策纷至沓来。应该看到，民营企业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有所改善；减税降费有一定成效；融资难融资贵得以缓解；环保安监"一刀切"有所收敛；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的服务环境有所提升。
然而，"稳民企"还待"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政策环境和营商环境很难毕其功于一役。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信贷宽松但资金流速变慢，民营制造企业资金困难；审批多、税费多、高门槛等问题仍困扰着民营企业。支持民营企业的政策不宜大风大浪、大起大落、波涛滚滚，制度改革要静水潜流，持续、稳健、不断优化政策环境和营商环境。
如何把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落到实处？如何从制度改革的层面进一步改善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如何通过管制放松释放经济活力，使经济发展的潜能得以喷发？《财经》记者对此专访了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
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大
《财经》：企业家对当前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感到困惑，您怎样看今年的经济表现？
刘俏：今年在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经济的总体表现其实已经非常不容易。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逆周期政策的实施，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大致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但是，未来一段时间经济下行压力确实很大。
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显示，6%的GDP增速是1990年以来最低的一次；此前公布10月份的CPI达到3.8%，未来一段时间甚至可能达到4%或5%，为逆周期的货币政策实施带来挑战；工业呈减缓态势，第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只有5%；投资不足问题凸显，固定资产投资前三季度增长5.4%，1-9月房地产投资增速10.5%，表现尚可，前三季度制造业投资同比仅增长2.5%，1-9月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4.5%，均低于预期效果，缺乏大的战略性的基础设施项目是主要原因。诸多宏观因素下，民营中小企业的"痛感"明显增加，经营困难加剧，企业家对未来的信心不足。尤其是那些坚持做实体经济的企业家，坚持长周期投资创新的企业。
《财经》：今年以来，消费的增速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也有其新亮点，工业品消费高速增长阶段接近结束，服务类消费增速上升，企业的战略也应随之调整？
刘俏：消费需求仍偏弱，9月整体消费增速同比增长7.8%，汽车销售同比下降2.2%，虽然情况略有好转，但汽车销量已连续15个月负增长，手机、笔记本电脑、彩色电视等产品市场趋于饱和，能形成强大市场拉动力的新消费热点尚未出现，受居民杠杆率升高、就业不稳定倾向增加、借贷消费存在政策限制等影响，居民消费能力和预期均不足。消费方面的亮点是服务消费增长较快，1-8月全国服务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中国的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服务消费占消费的比例在提升，不过企业对这样的变化还缺乏准备。
民营企业发展依然困难
《财经》：今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您怎样评估民营经济的总体表现？
刘俏：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我国中小民企肩负着"56789"的重担，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载体。最近几年，政府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和改善营商环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体现在放宽准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优化和改善服务等方面。2018年，中国成为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世界银行对我国的总体评价在190个经济体中居第46位，较上年上升32位，其中"开办企业"指标排名第28位，较上年跃升65位。截至2018年，全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11020万户，企业数量达到3474万户。
然而，今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与民营企业面临的困难密切关联。民营经济的困局短期看主要还是信心问题，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都有下滑；从中长期看则是因为一系列的结构性成因。应对民营企业困局需要相应施策。
《财经》：2018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从监管部门到金融机构，出台了一系列破解、纾解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政策举措，但从根本上解决民企"融资难、融资贵"是一项长期课题，很难毕其功于一役。您觉得民营企业融资问题今年情况是否有所好转？
刘俏：我们的调查发现，民企融资难和贵还没有根本解决。2017年民营企业贷款仅占社会融资的5.9%，2018年占比为14.5%，存量贷款截至2018年底只有25.8%，目前，据估算，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利差的差值处于250BP以上，而获得银行贷款的民营企业还面临着断贷、抽贷的风险，续贷时往往需要寻求高息的过桥贷款的帮助，从而阻碍了一部分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融资渠道的阻塞会给民营企业带来流动性问题，导致企业经营停滞甚至破产。供给端方面，金融机构融资意愿受多种因素影响再次削弱。中小银行因为自身流动性风险的原因给民营提供信贷的意愿和能力都严重不足。
同时，民营经济的问题更反映在社会信用收缩的持续压力方面。从需求端看，债务风险加大，影响承贷能力和意愿，2019年前三季度违约债券共计133支，总计998亿元，其中三季度新增违约债券58支，涉及金额507.5亿元，比前两季度分别上涨14.9%和10.4%。
《财经》：您怎么看民营企业目前的综合成本？
刘俏：民营企业经营的综合成本居高不下甚至有上升趋势，主要反映在租金、劳动力、税负成本等方面。用工成本方面，截至2018年底，城镇私营企业就业人数高达1.4亿人，占城市就业人口的32.13%。民营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从2008年的17071元上涨至2016年的42833元，涨幅150.91%。从2005—2017年各省份发布的最低工资标准来看，劳动力工资呈上升态势。其中13年间，涨幅在150%-200%的有4个，涨幅在200%-250%的有14个，涨幅在250%-300%的有5个，涨幅在300%-350%的有6个，涨幅在350%-400%的有2个。
从税收角度看，民营企业税收占比在50%-60%之间，然而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占比由2015年的36.54%下降至2018年的25.83%，下降超过了10%。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利润占比不断降低的趋势从2016年起开始出现反转。当前中国社保缴费占利润比重高，而中国社保缴费几乎全部由企业承担，该部分费用占商业利润的比重高达48%以上，这是导致中国总税率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一些高福利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只有一半的社保缴费由企业承担，此项费用占商业利润的比重仅为10%左右。全国纳税500强企业中，民营企业税收增长幅度远超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这一数据一方面说明民营企业正在成为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另一方面也表明税负确实重。
《财经》：民营企业目前的营商环境还存在哪些问题？
刘俏：中国营商环境在过去几年有明显改善，但在政策执行层面上仍然缺乏足够灵活性，倾向于“一刀切”，影响民营企业家信心和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以房地产为例，调控房价、严防金融风险执行过程中形成房地产投资的分化：一些大型房地产企业依托高杠杆率在全国不断扩张，资产负债率仍在80%左右，脆弱性不断积累；与此同时，中小房企资金链紧张，一些小企业因融资渠道偏紧、资金紧张，已经出现不少破产和违约的案例。从去年至今年7月，公告破产的房地产企业已达750家；对某些行业市场准入和行政监管过严，例如，幼儿园、医疗服务、娱乐、教育等行业。
如何解决民营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结构问题
《财经》：剖析民营企业生存难的深层次原因，您认为如何解决民营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结构问题？
刘俏：我们需要深刻地理解民营经济发展困难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切忌把中、长期结构性问题误判为是短期政策问题。
第一，中国经济在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速开始下降，急需寻找新动能和提升TFP的途径。然而，大量民企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经形成规模导向的思维模式，过于注重追求规模扩张，而对价值创造和投资资本收益率关注度不够。同时，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迁以及需求端的变化准备不足。从消费端，工业品消费高速增长阶段接近结束，服务消费上升，然而供给侧对此缺乏准备。
第二，随着人均收入增加和老龄化加剧，以及经济增长动能的变化，新兴工业（高端制造业，IT制造业，清洁能源等）、新消费（新能源汽车，娱乐产业，教育产业）、互联网（电商、游戏、金融科技）、和健康产业（医疗健康服务，医疗保险）等将在未来涌现为新的增长点，然而民营企业普遍处于转型的阵痛期，在供给端颇有力不从心之感。
第三，从全球的产业链的分工布局看，大量的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仍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在制造业的一些关键技术和领域仍不能摆脱对他国的依赖，难以形成产业供应链上的相对闭环，面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韧性和弹性不足；服务业领域虽然开放力度加大，但民营企业要形成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和领导力，还需要大胆创新，当然更需要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这些都需要时间。
《财经》：您对提振民营经济有什么具体的政策建议？
刘俏：如果从短期方面讲，我有四个建议：
首先，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影响和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投资信心和投资意愿影响极大，若双方能够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将对化解不确定性以及增加民营经济投资意愿有正面作用。
第二，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期间，大的基建项目特别是战略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对经济增长和民企发展的拉动作用很大，需要尽快落地这方面的投资。在我国推出以基础设施、租赁住房和商业地产为底层资产的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的条件已经成熟，推出公募REITs引导长期资金（例如，住房公积金、保险资金等）等发展租赁住房市场和基础设施，一方面形成新的投资，提升投资率，另一方面建立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发展的长效机制。当然，这个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投资效率，用市场化的方式实现资源的配置，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尤其重要。
第三，在经济新增长点尚未到位情况下，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依然重要，对房地产调控可以适当增加灵活性；在消费需求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一些正在成为消费热点的行业例如财富管理、医疗大健康、教育、娱乐等应该采取更积极的市场准入政策鼓励民营企业进入。
第四，宏观政策方面，鉴于货币政策边际效应开始减弱，可以增加财政政策力度。除了地方政府专项债的之外，可以考虑增加国债的发行。这一方面，为减税降费落实到位提供实施的空间和保障；另一方面，直接为"新基建"、"再工业化"的重大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财经》：未来几年经济的新动能在哪里？如何建立有利于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以市场化的力量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其中，并充当变革的主力？
刘俏：民营经济是中国改革的晴雨表，对民营经济的每一次松绑，都会迎来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从中、长期计，提振民营经济的发展，必须从化解结构性成因入手，根据成因通过更为彻底的改革开放以市场化的方式去化解。
第一，将国家战略和市场进行更有效的结合，坚定不移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寻找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的途径。我国在推动TFP增速方面仍有很多有利的结构性力量：（1）中国经济的"再工业化"，也就是"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利用互联网大数据驱动产业的变革，可以带来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空间；（2）"新基建"——"再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围绕产业变革、产业互联网所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如5G基站、云计算、储存设备等；（3）"大国工业"。如发展民用航空等大工程、大工业，会继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4）"产业变迁"带来的机会。这个过程中，资源需要重新配置，也会带来效率的提升。以市场化的力量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其中，并充当变革的主力，我国有可能创造在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仍然保持较高TFP增速的奇迹。
第二，政府转变职能，改变行为模式，消除所有制歧视，建立真正的竞争中性原则。我国未来的增长将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则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政府应该减少在经济事务中的参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新的发展阶段，政府最应该做的就是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停止给予相关利益集团的补贴和特权；转变政府职能具体还反映在打破行政性垄断，在基础产业领域放宽准入，鼓励竞争，降低能源、物流、通信、资金、土地等基础性成本方面。转变政府职能最终将体现为竞争中性原则的实施，即"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
第三，大力推进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在金融领域，实现利率的全面市场化；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增加直接融资所占比例，改革企业上市制度和退市制度，推出IPO注册制并坚决执行市场化的退市制度；以更开放的姿态鼓励民营资本、外资进入金融服务领域，通过市场竞争，提升金融中介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在劳动力配置的市场化改革方面，需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渐引入与"居住和贡献"挂钩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消除劳动力在城乡间和城市间迁移的制度障碍；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统筹水平，推进包括养老、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可转移化改革；设计并实现与劳动力自由迁移相匹配的财政公共支出和分担机制，改变财权与事权的错配；与此同时，优化人才服务模式，加强人力资本建设，实行更开放的国际人才引进政策，发挥市场在人才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在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改进耕地增减挂钩，建立全国性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市场，解决建设用地错配问题；扩大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范围，解决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效率低下和农民权益无法保障的问题；探索城市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转换机制，制定增值收益共享机制，解决闲置工业用地退出难和变更难问题等。
第四，加大研发力度，增加基础科学研究投入，提升研发效率。中国研发强度目前已经达到GDP的2.18%，但仍低于日本的3%和美国的2.7%。此外，我国研发中基础科学研究经费只占研发总额的6%，远低于美国的17.2%和法国的25%。未来我国应该明确将研发强度作为高质量发展重要指标，并明确规定我国的研发GDP占比应该逐渐提升到3%之上；在不断提升研发强度的同时，更应该增加对基础科学的研究，形成在关键技术和领域的产业供应链闭环。与此同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鼓励研发人员从事难度大、周期长、风险高的底层技术和基础技术研究，营造良好的研发生态，让创新主体敢于创新、乐于创新。
第五，减税降费、鼓励创业创新、明确民营经济重要性和定位是一项长期工作。减费减税能够增加消费意愿和投资意愿，提升企业盈利表现（投资资本收益率）。企业税收方面，建议削减企业所得税，真正减低企业税负，提升企业效益，全面改善经济微观基础；降低个人所得税，提升消费和创新创业积极性。
刘俏，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017年《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年度经济学家。刘俏教授在公司金融、实证资产定价、市场微观结构与中国经济研究等方面拥有众多著述，其最新著作包括《从大到伟大2.0——重塑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Corporate China 2.0: The Great Shakeup与Finance in Asia: Institutions, Regulation and Policy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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