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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简报》第135期 关于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几点建议

周羿 bat365在线平台网站社会研究中心

 

中国人口正在逐渐老龄化,这是未来几十年中无可回避的趋势,也是政府在做长期发展规划时必须纳入考虑的宏观变化。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占18.70%,相较2010年的六人普中的1.78亿和13.26%出现了明显上升。考虑到我国在1960年代某种程度上经历了“婴儿潮”(1963-1970年的新生人口在2543万到2934万之间),在未来十年里,我国仍将经历一个人口加速老龄化的过程。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具体来说,要“综合考虑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受教育年限增加、劳动力结构变化等因素,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推休年龄,促进人力资源充分利用”。这是国家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现实国情,所做出的正确判断和积极部署。基于这一精神,我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一、鼓励有能力、有条件、有意愿的老年人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

时间尺度上的同一年龄,在不同时代中有着不一样的含义。在过去几十年中,我国在经济、社会、教育和卫生等各领域中取得了明显发展。从平均意义上看,相较于建国初期的老人,今天的同龄老人身体机能更健康、残疾或失能比例更低,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更高。要及时地按照客观条件变化对劳动力市场政策做出相应调整,才能实现对国家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

图表, 折线图描述已自动生成

1. 城镇职工在法定退休年龄前后的养老金领取与退休行为

(数据来源:2014-2016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

如上图所示,在达到退休年龄(男性为60岁、女性为50岁)之后,城镇职工领取养老金的比例出现了跳跃式上升,其上升幅度要明显高于“不工作”状态上升的幅度。这表明,存在相当一部分城镇职工在领取养老金的同时仍在劳动力市场上继续工作。这种“退而不休”的情形在女性职工中更为普遍,这或许是因为她们的退休年龄更早、健康状况也更好。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当中不少人在退休后是以非正式的方式(例如零工和保姆)等形式在继续工作。他们在这些工作中往往得不到正式工作职位的一些福利和保障。

人们的能力和动机会存在差异,即使在法定退休年龄逐步延迟之后,总是会有部分老人有意愿、有能力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因此,国家对于退休后的劳动参与应当给予更为灵活的政策安排,允许和帮助那些有意愿、有能力的老年人获取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便利和保障。例如,我国社会中有很强的“隔代照料”传统。担心不能帮助子女照顾孙子女或外孙子女,是不少老年人面对延迟退休或者退休返聘时的主要顾虑。提供优质、低价的公共幼儿照料,有助于实现对于人力资源的集约化使用。因此,这一政策,不仅有助于提升女性的生育意愿,也能缓解延迟退休政策对于女性劳动参与率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冲击。

    二、大力发展智能化生产,应对劳动力规模下降

随着我国人口增长趋于平稳、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看还是从占总人口的比例上看,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持续下降。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则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另外,人均资本存量理论上会随着老龄化过程而增加。一方面,给定同等资本总量,劳动力规模下降本身就会使得劳动者所分配到的人均资本数量有所上升。另一方面,预期寿命上升会使得家户更多地储蓄以备养老,从而将有更多储蓄可以转化成资本。

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力发展智能化生产,能更好地发挥我国在人力资本和人均资本上的优势,从技术上实现对于劳动力数量的替代。

2. 中国各省机器人企业数 vs. 人口抚养比变化值(2010-2015年)

(数据来源:银通智略报告、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从图2中可以观察到,一个省份的人口老龄化越严重,其工业机器人的发展也相应地越发达。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短缺会引起工资上升,从而使当地企业会更有动机发展智能化生产,以实现对劳动力的替代。因此,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机制的同时,政府对于智能化生产技术的创新和应用要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智能化生产的推广和发展,将有助于缓解老龄化对于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所造成的劳动力供给冲击。

    三、发展灵活的、自动调整的养老金制度

那些决定人口结构(例如生育意愿、预期寿命)和国民经济(例如生产效率、技术创新)的因素会随时间不断发生改变,且这些变化具有一定随机性、有时很难预测。基于过去的人口、经济和社会状况所制定的养老金制度,未必能很好地适应当前或者未来的宏观变化。如果等到这些变化的累积效应已经严重威胁到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之后,再对养老金制度进行剧烈的、一次性的改革,会对劳动者或退休人员造成具有破坏性的伤害,将会面临巨大的改革压力。例如,一些欧洲国家的养老金制度严重滞后于现实国情,对国家的债务安全、社会安定和宏观经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形下,瑞典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最早实施了一种称为“名义固定缴款体系(Notional Defined Contribution, NDC)”的养老金系体系。具体来说,个体的缴款和福利会按照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和人口增长率的变化,而进行自动的调整。这一做法有助于保障养老金系统乃至财政预算的可持续性,也有助于平滑养老福利的代际差异。在这之后,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借鉴了这一经验,制定了灵活的、会随宏观结构进行自动调整的养老金体系。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这些国家在设计和实施这种养老金体系上的经验和教训,依据现实国情来提升现有养老体系的灵活性及其自动因应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