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诚：疫情之后，转机何在？

疫情时期，对企业也应该建立有效的评价和筛选机制，让有发展前景和民生刚需的企业，得到必要的资金支持和发展空间。对于没有市场生存能力、特别是严重产能过剩领域的企业，要有合理的退出机制。在企业的关停退转方面，相关政策能对人员的转型提供适当的过渡性保障。在保证人员转岗和再就业的保障方面，政府多提供支持，而不是直接对企业进行“普天下雨式”的扶持。

文｜王志诚

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可从短期和长期，直接和间接，国内和国际等方面来评估。

目前看短期的影响已经比较明确，大致一个月左右的开工、复工受限，几乎是遍及所有行业，特别是重灾区的湖北省，估计全面的经济停滞会在两个月以上。可以说，短期的问题负面影响是比较直接和明显的，这是隔断式的暂停，恢复生产也很难有补偿或报复性的反弹。

长期的影响目前还无法有效评估，这个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后续的应对策略。如果是应对不当，可能会出现用力不准，造成新的浪费，给长期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困难。

如果应对得法，总结经验教训，就会是化危为机，变不利为有利，根据危机时期的压力测试，把暴露的问题及时修正，利用危机的组织能力实现真正的转型升级，实现长期影响为正面的结果。如果策略一般，影响可能也就是中性的，只是回到原来的轨道。

消费和出口影响比较明显

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前期主要是春节假期消费相关行业的影响，包括旅游、酒店、餐饮、交通、商场、文娱活动等行业由于大面积关闭和禁限而导致的折损。从另一个方面看又是对医药、卫生、健康用品方面有一个超额的需求，对互联网企业和物流配送企业有比较好的推动。随着春节假期结束，防范措施和隔离限制对所有行业都带来影响，特别是生产企业的影响开始显现，延迟开工和复工的时间和生产流程不同可能影响也不同。后续的冲击主要变成不能正常开工、复工对制造业的影响，对集聚型的餐饮，娱乐等进一步加深，工作环境和工作模式的调整也使各行各业的工作效率有所降低，只有等待疫情进一步控制、隔离限制逐步减少后回归正轨。

除了国内的直接暂停影响之外，国际影响也逐步显现，主要是对进出口和跨境旅游和交流的影响。从目前的局势看，国际疫情的蔓延可能进一步冲击进出口行业，将会对过去出口导向发展的企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国际经济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也出现调整的疲态，境外的市场需求很难有大的扩充，疫情的全球性扩散将进一步冲击国际经济的需求；由于不少国家设置了进口限制，产业链对制造业的影响将进一步加重，再加上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转型叠加，内部消费不足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中国经济在这一轮疫情冲击下的发展趋势，将在很大程度依赖于中国经济体系内部自身消费升级和消费能力的提升来带动，努力减缓疫情的国际影响的程度也将是经济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

企业帮扶要尊重经济规律

那么，受冲击较大的企业如何在疫情中寻求转机？如何加大对重点行业和中小企业的帮扶力度？

首先，从抗击疫情与恢复生产的关系来看，非常符合金融行业的风险收益分析理论体系，这个平衡的实现也正好适合风险收益的权衡分析。恢复生产是获取收益，而抗击疫情的防范措施和隔离要求程度是对风险的取舍。前期是特殊时期，一切为了疫情，一边倒的倾力投向了防范和隔离，风险被提到了压倒一切的程度。但随着新增病例的减少，疫情可控程度提高，注意力开始向收益方向滑动，需要考虑一定程度的风险承担去博取尽可能多的收益成为当前的新目标。风险收益的分析框架是对风险和收益都不绝对化，不做百分之百的要求，容许有一定的差错概率才是风险。

为此，首先对于风险不要绝对化，对复工过程中出现的疫情反复事件不要过度上纲上线惊慌。要从客观事实出发，真正属于人为原因的要有适当的追责机制，对属于客观的特殊病毒携带引起的问题不能无限夸大责任，不但不应该追责，还应该帮扶，通过发现问题来解决问题，容许问题出现，容许容忍一定程度的风险出现，只有这样相关企业的管理者也才有负责的能力实现企业复工、复产的高效展开。

同时从这次疫情的经验教训，今后的企业管理和经营过程中都应该开始注重风险管理，主要的管理工作环节都应该贯彻风险防范的意识，在生产安排和经营管理中有风险应对的措施。

在疫情布控方面也可以借用风险管理的组合理论，通过风险分散的方式来处理疫情风险防范问题：复工企业可以通过实现分区、分组、分班的方式来降低疫情风险的影响。通过疫情的教训培养企业的风险意识，企业的发展中始终坚持考虑风险预案的，对市场和环境可能存在的不利变化具备一定应对能力。

世界是多维的，经营管理的目标也应该是多维的，不能单向思维，过分强调单目标而无视其他维度，不能再像过去只顾发展而不考虑风险。风险是前瞻的，是通过事前的一定程度的让渡来防止出现事后高成本的救助，甚至是严重的损失。

第二，从理性经济人、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企业发展。尽管企业也像人类一样具有生老病死，但企业的生死不像人类具有人道的特性，企业更需要满足的是经济的理性，如果没有存在的经济价值，就应该及时关停并转，而不是一味的救济而消耗资源。对中小企业的帮扶不能“一刀切”，而是通过建立完善的企业生态环境，尊重经济规律来实现。

疫情时期，对企业也应该建立有效的评价和筛选机制，让有发展前景和民生刚需的企业，得到必要的资金支持和发展空间。对于没有市场生存能力、特别是严重产能过剩领域的企业，要有合理的退出机制。在企业的关停退转方面，相关政策能对人员的转型提供适当的过渡性保障。在保证人员转岗和再就业的保障方面，政府多提供支持，而不是直接对企业进行“普天下雨式”的扶持。

第三，以长期战略目标为主来解决短期困难，不使帮扶措施沦为短期行为，帮扶措施尽量要从企业长期健康发展有利的角度考虑，真正实现化危为机。例如，面临风浪造成船体受损的时候，应急措施是救船还是救人很显然有答案，但在疫情冲击后是优先考虑人员的转型还是维持企业的运转就没有那么明显了。这次疫情也让全国人民认识到了生命安全、行动自由和经济发展三个问题之间的次第关系，更进一步的应该是认识到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服务于人，是满足人民的合理需求。

疫情的冲击加速了转型升级的淘汰时期的提前来临，只有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才可能实现化为危机，需要系统性的考虑，而不是为了救疫情而放弃长期发展的目标不予考虑，需要综合和整体性的考虑，需要通过一定的筛选机制来实施帮扶。对企业的帮扶也可以使用类似近期疫情防控的方式，有重点，有层次的实施，建立一定的选取标准，把所有企业划分为重点、有条件帮扶。帮扶的方式也尽可能考虑与后续的绩效挂钩，体现帮扶资源的奖优和激励效果，而不是直接的补足措施。

第四，从信息时代，环境变化节奏加快，中小企业传统的跟风寻找机会变得更加困难，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利用最新的信息技术改进中小企业的信息劣势是出路所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相关信息不完善，甚至是缺乏，使得相关的合作机构，特别是资金提供的借贷机构之间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信息化可以改进这一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融资难度。从规则和搭建平台的角度来助力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面对经济环境变化冲击的风险往往处在前沿，受外在环境的影响比较大，但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都没有建立风险防御措施。

为此，需要建立有效的机制来帮助其应对风险和减缓外在冲击的影响。中小企业是依靠数量发挥作用，需要有规模化的平台体系来为他们提供一些公共的供需信息通道，借助这次疫情，可以通过建立一些集合型的数字化平台，实现线上线下的结合和联合，及时把握行业的动向和外在冲击的应对，对过剩产业及时的调整和转型，在人员聘用等方面也实现一定程度的互通、交换和转岗。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突发的疫情，是否会对这两个任务目标的如期完成造成影响？这也是大家关注的问题。

要分析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首先要明确经济活动的本意：经济是通过社会化大分工、产业组织和技术的改进，通过优化资源的使用实现产出的增加，和分配机制的调节对整体国民福利的改善进而提高全社会效用的过程。目前太多的经济学家都已经远离了本意，过度追求所谓的经济总量，没有考虑资源的更优化和有效利用，而是简单的规模化和数量化，经济大而不强，经济发展的目标没有集中到满足人民的合理需求，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真实地转化为国民福利和效用的改善。

全面小康目标的达成可跨过疫情影响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显然也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的评价带来影响。如果简单地只从数量上和传统的统计方法上看问题，可能会对中国实现这一目标造成误判。这需要从两个方面看考虑才能看出本质，首先是统计的指标通常以年为单位是考虑到年内的季节性影响，在年度核算的时候也具有比较方便的可比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水准或者是质量的要求，而统计数据只是一个截面的看法。因此，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处理上述这两问题才能得到真实客观的答案。

由于疫情的影响主要是第一季度，随着疫情的结束，中国的经济整体复产、复工完成后，后面三个季度完成目标是客观的实际，因为统计的特殊数据，使得统计的结果不合理，应该通过后三个季度同比上年的后三季度来对数据进行纠偏调整才能真实反应中国的实际经济发展状况，而不应该使用带有特殊偏差的数据作为评判的指标。

另一方面，从发展水平的角度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一个水准，需要反应的只是到年底是这个时点所能达到的水平，所以，从数据服从实际，反应真实的角度来看，只要采用科学合理的纠偏调整，中国经济小康目标的达成就可以跨过疫情的影响，直接看年底的结果。

可考虑发放消费券拉动短期消费

在目前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对策应该是从经济发展的本意出发，从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下面几方面的建议：

首先是借这次疫情的冲击，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指标化和数量化的评价机制，淡化GDP总量指标，GDP是1934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库慈涅茨在给美国国会的报告中提出的，主要是为工业和战争服务，对第三产业的衡量不准确，中国目前第三产业已经超过一半。应该从考虑民生改善和国民福利的方面来考察经济发展，做实经济发展的成果，从居民收入和收入分配结构方面来综合考察经济发展成果。

经济活动的根本是满足国民的最终消费，企业的发展目标也是要把果实分享到个人，只有最终的消费个体具有了消费活力，企业才能持续稳步的发展，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能力的增强才是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目前有一些建议出现了减少最终消费群体的个人收入而为企业减负的帮扶办法，这将会进一步降低消费能力，短期可能有利于企业，但长期将拉低最终消费能力，反而会阻滞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第二，在经济发展中逐步减少政府的直接作用，政府从监督、引导和维持市场秩序的方面多发挥作用，适当通过减税和降税来缓解受损行业企业的压力。降低在房地产等过剩领域的投资，通过增加在健康、医疗、文化、教育等民生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来释放政府的经济拉动力量。

第三，在数据经济领域实施跨行业跨地域的信息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出台政策鼓励实体和互联网络企业的合作，促进线下企业和线上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搭建各行各业的专业化信息平台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指引，保持生产端到消费这之间的渠道畅通。通过信息平台对各行业的发展做出风险分析和预判。

第四，从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出发，以恢复生产为主，中国经济在疫情发生前总体是健康的，存在的问题也已经有相关措施在实施中。目前因为疫情所造成的影响是外在不可抗力的一个短期暂停，如果只是为了数量上的目标使用经济刺激或增加过多的货币发行，只会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结果，使得已经过剩的产能进一步加剧，冲淡疫情之前实施的转型升级和去产能效果。

第五，可以考虑适当降低利率，增加一定量的短期救助资金，不可再增加货币供应量，中国目前的经济体缺少的不是资金，而是有效的产能，内在消费能力不足才是问题。可考虑使用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来拉动短期消费，这次疫情受损比较严重的是计时计件的低薪阶层，可以考虑按照户籍人均发放，对湖北武汉可以提高额度。由消费者来对企业的优劣提供筛选，通过市场的优化机制才能实现真正的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发展最需要的是提高经济的质量，而不是简单的数量，中国已经度过了数量型经济发展的原始阶段，转型升级的国家战略是向质量型、高附加价值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产业迈进。中国目前已经是经济大国，下一步的目标是成为经济强国。

（本文相关内容首发于中国网中国访谈、第一财经客户端）

（图片来自于网络）

王志诚，现任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他曾任bat365在线平台网站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研究中心讲师。目前他的研究领域主要在金融计量模型，风险管理和公司财务，教授的课程有金融时间序列分析、金融计量经济学、金融风险管理和公司财务。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发表在Journal of Econometrics，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管理世界》，《金融研究》等国内外顶级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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