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3日，第20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京举行，以“美好中国：敢当与前行”为主题，旨在致敬改革开放40年，展望发展新愿景。
以下内容节选自第二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嘉宾发言实录整理，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 郑建邦：以更坚定信心更有力措施，不断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
国际国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要高度关注的几个方面：
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落到实处，切实加强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产权和合法利益，切实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要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创造更好条件。一方面，要在市场准入、市场监管与市场退出等方面建立公平、透明、开放的规则，通过深化价格体制改革、加快金融、土地、劳动力、技术、产权等要素市场改革，让市场能更加高效地配置要素和资源，进一步服务实体经济；另一方面，继续牢牢牵住简政放权、改善营商环境这个“牛鼻子”，在总结以往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划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权责边界，既要根治放权不彻底、不到位的问题，又要防止监管跟不上、懒政不作为。
要坚定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改革为开放创造条件，以开放为改革增添动力，在改革和开放的良性互动中完善体制机制，是我国长期以来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积累的一条重要经验。当前，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越来越倚重中国。尽管遇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逆流，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在对外开放方面要慢下来、停下来甚至走回头路，反而应该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通过打造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改善贸易便利化条件以及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来赢得加快自身发展的动力。
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还需注重回应民意诉求，从百姓普遍关注、反映强烈的问题背后查找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发力点，提升人民群众的改革“获得感”；改革行至深水区，面对时不我待的改革重任，比认识更重要的是决心，比方法更关键的是担当，必须敲钟问响、提升改革效率，以钉钉子的精神狠抓改革落实；改革开放红利的释放需要一个过程，这要求我们精心设计改革方案，尤其把落地机制做深做细，严防出现改革“空转”或者“合成谬误”的现象。
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民营企业发展
一、“一带一路”加速中国经济发展
根据近几年的经验，“一带一路”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包括民营企业的发展。
二、“一带一路”上有越来越多中小民营企业
一旦打开了外资与中国民营企业的合作之路，合作的机会是阻拦不了的。民营企业的发展会大大加快。在“一带一路”的市场之下，只有发展民营经济，才能让更多的小微企业走上参与跨国合作与竞争的成长道路。民富是国富之源：民富了，国家更富了。
“无民不活”，商业，服务业，物流业主要是依靠民营经济的活跃才兴起的。生产和物流相辅相成。双管一齐下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三、土地确权搞活农村多种经营
土地确权以后，农民的经营范围大大扩充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农村的多种经营。
这种经营活动，通常以农民的土地确定权益为前提。我们在福建林区看到，家庭养殖场实际上都是务农的小微企业。他们都是在林业、养殖业初步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开始转向规模经营。这些产业的发展充分利用了山区劳动力较多的优势，一方面既保护了林地，又在空闲地段通过养鸡、养牛羊，使得从业人员的收入得到提高，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当地的农民把这种经营方式称作家庭农业、家庭林业、农地林地养殖业。外地客商愿意同这样的农家、林家打交道，认为这就是“搞活了”的“新林场”和“养殖场”。
在福建林场这些家庭式的养殖场，实际上是以小林场为主发展起来，但前景确是种植大户、养殖大户，即使今天还称不上“小养殖场”的名称，但再过几年，它们肯定会发展为“中等规模以上”的民间投资的养殖场。
四、民营经济结构需要长期调整
民营企业必须调整结构，而且这是长期调整，以迎接“一带一路”经济发展的新形势。
产业过剩之所以不时出现，与短期盈利的决策有关。民营企业有必要及早懂得设备更新、技术更新和营销更新的重要性，这样在市场上才能不断以新面貌出现，才能以新产品抢夺新市场。
一是，企业的竞争力，依靠自主创新，价值链的高端是企业利润的源泉。
二是，企业的品牌，靠自主创新，创造企业的品牌，也依靠自主创新。
三是，即使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也不能忽略自主创新，如产品的设计创新，原材料选择方面的创新，产品营销方式的创新，低碳化方面的创新，管理模式的创新等等。
五、“一带一路”道路上应当采取公平竞争模式
在“一带一路”道路上应当采取公平竞争模式，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走双赢道路，相互交流。这样，“一带一路”实际上既成为公平竞争的典范，也成为相互创新的赛场。
六、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结构性改革
我们今天再进一步发展经济，一定要把路线搞对，路线已经不是从前的单纯引进来那些机器设备了，重要的问题是跟上世界的潮流，要有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这都涉及到结构性调整的问题。
今天我们不要认为结构性调整很容易做。结构性改革有多难，我们看看历史就知道。结构性改革需要埋头去做，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一定要把改革开放连在一起，这样的经济才能够上新路。
建设银行董事长 田国立：用金融的手段助力百姓住有所居
一个数字是说现在美国人住房资产在30万亿美元，也有人说是22万亿美元。中国在这个领域也有两个数字，一个是40万亿美元，还有一个是400万亿人民币。我想说我们房子真的盖够了，一般来讲，大家按人均1：1.1，这是国际的数字，基本够用了。为什么大家还觉得住房难、住房贵解决不了？存在的是结构问题。你看美国现在的住房结构，它是发达国家，它的市场化程度非常高，整个城镇1/3的人是租房，不是都买房的。德国50%以上的人都靠租房，这些市场往往房地产很难炒起来。但我们的租房率可能也就刚刚10%，所以这方面确实有问题。还有一个数据是房屋的空置率。美国的房屋空置率不到10%，日本是在13%左右，而我们的房屋空置率要比这个大很多。所以这个时候要解决结构性问题了，大家也得把消费支出、消费观念，包括住房理念逐步引导到住房租赁的方向上。目前我国居民市场配置超过60%都在房地产上，大家感觉房子升值了，但可能前几年好套现，未来就不好说了。信贷也是一样的道理。我给大家一个最鲜活的数字，到目前为止，整个信贷在房地产上是38万亿，到今年三季度，占整个信贷规模的28%。而且这一趋势还在上升。未来的出路是什么？我们的租房率还有从10%到30%的增长空间。如果把住房租赁的市场培育起来，对解决中国的住房问题非常有帮助。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住房问题，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怎么破解？专业银行应该有专业的解决办法。好多人有钱，买房子也不住，在那儿闲置。而另一方面，好多人有迫切的住房需求，但是买不起。我们希望让兴奋点、消费习惯、金融资本向住房租赁市场倾斜。建行提出新口号叫“要租房到建行”。不是我们替代了中间的这些房地产中介，但是大的金融机构有责任帮助规范和培育市场。建行推动住房租赁发展，更多的是站在一个资源整合者的角度，我们搭建了一个住房租赁平台。不光是提供房源，也可以让中小中介机构在这个平台发布真实信息，同时也在帮政府搭建监控平台。目前房源是多少？目前700万套，有可能年内就会突破1000万套。建行还提出一个口号“要存房到建行”。所谓“存房”的概念就是进行最大的撮合，撮合之后培育形成一个更大的市场。建设银行的发力点是长期租赁。有观点说中国人是不是不喜欢租房，要买房？我认为主要是因为租赁市场太不发达了，基本上最长租期一年，租户下功夫装修吧，一年之后房东逼你走，要不然涨价；你不装修吧，就窝窝囊囊、破破烂烂，你也难受。咱们国家的发展阶段是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如何实现高质量？住房是最标准、最基础的一个要求，必须把租房质量提高上来。
接着我想跟大家谈谈建行的住房租赁。共享理念给了我们解决社会深层次难题的机会，我们应当抓住。其实住房租赁还有一个深层的意思，它能让你自由。在财务上你不要变成房奴。当你租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当你不再为买房付抵押金的时候你一下宽裕了好多这个时候我主张，带头开启一个新生活方式，那就是租赁。我们还有一个理念，住有所居不是非买一套房子，“长租即长住，长住即安家”。当我们把租赁市场培育到5年、10年的时候，你就不必买房了，你何必被买房所累呢？
以下为对话环节：
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玉宇：房子建在哪儿，你用来租赁的房子在地区的选择、未来演变的选择，中国未来二三十年有些产业衰落、有的兴盛，有些地区人口流出，甚至有些城市人口流出，有些城市人口流入，这在租赁市场是不是不确定的风险和缺点？
田国立：这恰恰体现出租赁的力量，只有通过租赁，动员大家把闲置的房拿出来存。再盖房都在五环六环七环，而存在我们这儿的房源都在市中心。金融是有办法设计金融产品吸引他们把房子动员出来的，存到我们这儿由我们帮着管理。我们发挥了增信作用，建行不是要替代房屋中介，我们非常愿意与第三方合作共同整合资源。租赁市场一旦培育起来之后，我相信那时候大家乐意租房会远胜于买房，你租的要比你买的合适得多。只要把充分的房源动员出来，房价也是稳定的，因为房地产价格高了不行，低了也有问题。那么住房租赁成为一个坚实的力量，用时间换空间，发展起来支撑现在的房价不高不低，再逐步像打通“堰塞湖”一样，慢慢化解掉了。
陈玉宇：如果把这个市场培育好之后，对解决房地产市场，解决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问题，是关键的一环。将来这可以成为一个风向标，租房市场活跃那里会有产业的集聚、人口的流向，这其实不仅仅是建行的事情。
田国立：房地产为什么不能过度呢？因为总量够了。我们及时采取措施和房地产商、政府、消费者一起，把租赁市场培育起来以后，对解决房地产的长期痛点是有好处的。
陈玉宇：金融技术是一个新东西，是马上会有很大的作为，还是一个长期的东西？
田国立：未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很大程度是“科技+金融”的结合，为什么呢？科技能力支撑一切的发展。银行做科技不是高手，但是银行使用科技是高手。还有银行整理数据的能力比任何一个行业都强，他占有的大数据太多了。建设银行有一个很好的“新一代核心技术系统”，既然有了，必须要为社会赋能，所以我们成立了金融科技公司，市场化的前景非常可观。我相信将来金融科技公司的影响力和作用会越来越大，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好的市场前景和实践了。
财政部原副部长 朱光耀：2019年中国经济外部挑战严峻 需用稳定战胜不确定性（根据会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核）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对明年国际环境特别是对国际经济环境作出判断，结论是：复杂、严峻。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理解中国2019年度经济发展的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尤要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相互叠加，使得外部环境愈发复杂严峻。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稳定战胜不确定性。
首先是全球供应链整体布局面临着调整的不确定性。美国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第一”的口号，要求制造业回归美国，引发全球供应链整体布局的调整。当今世界，产业链布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比较经济利益学说原则的基础上，在资源配置、劳动力素质、市场前景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它是国际跨国公司做出的客观选择。
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提出这种政策导向对现有全球供应链布局的稳定性产生冲击，突出表现在对跨国公司企业家信心、投资意向和预期的影响。
价值链也面临着调整的不确定性。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19年度的工作，明确明年抓好七项重点任务，其中第一项任务就是要加强制造业。制造业发展十分重要，为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提供保证。当今中国的制造业有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布局，拥有联合国所定义的产业部门的所有内容，这一局面难能可贵，但在某些高尖端项上还需通过创新发展来提高能力。
第二个是全球规则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多边贸易规则面临改革的不确定性。多年来，多边贸易规则，即WTO的指导原则一直作为处理全球贸易争端的基本思路。但是，由于特朗普总统的政策，WTO前景面临严重的挑战。在最关键的仲裁机制中，现在WTO的仲裁机制中只有3名法官，其中2名还将于明年12月退休，但是由于美方无理阻挠WTO法官的增补和连任，WTO仲裁机制面临停摆。
现在，欧盟、加拿大都分别提出了WTO改革方案，中国和欧盟也建立了WTO联合工作组，当务之急是解决WTO仲裁机制的停摆风险。应对美国的阻力，坚持世界的事情世界各国商量着办，WTO的164个成员的利益都应得到合理的反映。
第三个是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英国政局的走势关系到英国同欧盟的脱欧谈判，核心问题是“软脱欧”即有协议的脱欧，还是没有协议的“硬脱欧”。英国政府就两种脱欧对经济的影响都作出了评估，尽管脱欧本身对英国经济在一定时间内都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硬脱欧”影响更大，预计将给英国带来-9%的影响，那将对英国、欧洲、世界都是一个巨大冲击。除了英国脱欧，欧盟内部还面临着包括意大利债务问题等的其他问题。我们希望一个稳定强大的欧洲，也期待着欧盟和英国谈判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因为这符合英国的利益、符合欧洲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
第四个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利率政策的不确定性。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不仅影响美国，其外溢性也直接影响着世界，特别是影响着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外流和货币稳定的重要性。美联储政策的外溢性，对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经济面临挑战的新兴国家的资本外流、本币贬值会产生重大的影响，2018年在阿根廷、土耳其已经有所显现。
上述的四点不确定性，集中反映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明确指出的2019年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首先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与此同时，我们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对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用稳定战胜不确定性，是我们在2019年应对外部复杂严峻挑战的重要任务。
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陈玉宇教授对话朱光耀
陈玉宇：四个不确定性造成2019年或者是2019年全球性衰退的可能性有多大？发源地最可能是谁？
朱光耀：这个问题本身就很有挑战，要说数据的话，我想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WTO都已经给出他们一个基本的预测。
朱光耀：2019年度，全球经济的复苏增长要出现一个基本的拐点。从今年7月份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这两个机构的数据都出现了拐点，开始下调对此前的预期，同时经合组织（OECD）、世界银行等一些其他机构的数据也发生了变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3.9%下调0.2个百分点到3.7%，同时对2019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由此前的3.9%下调到3.7%，全球经济增长呈下降态势。WTO方面，对2018年度全球贸易增长预期由此前的4.4%下调0.5个百分点到3.9%，同时对2019年度全球贸易增长预期由此前的4%下调到3.7%。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WTO的2019年度全球贸易增预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19年度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持平，均为3.7%。因为正常情况下，贸易量增速应超过经济增速。这在过去二十多年都非常明显。如果有重大危机出现，贸易增长才会慢于经济增长。现在如果持平，那就证明2019年世界经济、世界贸易都需要高度警惕。而要特别关注的，还包括对作为主要原材料生产国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包括石油价格等等。所以，2019年度确实是非常面临挑战，形势是严峻复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判断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陈玉宇：市场确实动荡不安，无论如何如果再添加第五个不确定性，那不得不谈到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的贸易摩擦。请您判断一下，特朗普政府对提出来的谈判条件容易达成吗？
朱光耀：中美的贸易摩擦发展到今天，肯定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的，因为我们历来强调中美贸易关系是一种相互的补充、是一种互利共赢。
中美两国经济之间相互交融、相互补充，两国人民也从中受益，紧密相连的经济关系把中美两国联系在一起。中美经济关系是整体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至今我想这一论述是正确的。
12月1日在阿根廷的G20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重要会晤，达成了共识，双方用90天的时间来沟通、来解决矛盾。但是这里面既有贸易量（赤字）的问题，也有结构的问题，可能结构的问题更为复杂。所以这个问题需要双方相向而行，要达成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结果。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 吴红波：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绿色工业革命的创新者和领导者
据联合国测算，如果按照目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消耗能源和资源，我们在本世纪100年至少需要3-4个地球才能满足发展需求。解决方案只有一个：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
对国家政策和管理有什么新要求和挑战？
（一）发展理念的革命性转变。
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全体民众对可持续发展的认知度是确保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因素。需要我们的长期艰苦努力。
（二）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议程必须纳入本国发展战略方能有效实施。中国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个具体目标全部纳入“十三五”规划，为各国做出了表率。
（三）加强跨部门协调。中国政府也成立了43家政府部门参与的部际协调机制。尽管如此，条块分割和互不通气仍是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的顽疾，有效的跨部门协调仍然是各国政府的重大挑战。
（四）严格的问责制度。没有问责制，就没有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实行的问责制度，例如，扶贫承包责任制、河长湖长制等，都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五）丰富执行手段。全球每年需要5至7万亿美元的投资来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要充分利用公共资源和私有资金。贸易、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建设等均是重要的执行手段。但是，到目前为止，资金匮乏、缺少技术、能力不足仍是不少国家的重大挑战。
（六）完整准确的数据。完整准确的农村贫困人口数据和致贫原因分类数据，是中国精准扶贫政策和措施的坚实基础。目前，完整准确的数据仍然是多数国家的瓶颈，特别是统计能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七）符合国情的指标。中国的扶贫标准是：“一达标：2300元。两不愁：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住房、医疗和教育。”单纯按联合国贫困标准衡量，中国的脱贫标准并不高。但综合来看，中国扶贫标准更全面、更实在、更符合中国国情。
最后，我想引用可持续发展议程文件中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语：“我们可以成为成功消除贫困的第一代人；我们也可能是有机会拯救地球的最后一代人。如果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那么世界将在2030年变得更加美好”。
对话
陈玉宇：可持续发展的措施是有成本的，这里的商业机会大吗？
吴红波：我们的企业家要仔细地判断一下，现在有一些很赚钱的行业和企业，很可能不是朝阳产业，而是夕阳产企；而现在比较艰难的，例如新能源、新技术很可能投入比较大一点，但是它们是朝阳产业。我们刚才看到了很多事实，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走可持续道路。
倪光南：加强科技人员知识产权股权保护，促进创新更快增长
一、知识产权对GDP贡献为11%，相比发达国家仍偏低
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在GDP、就业等方面都有了相当的贡献，但是比重比较小，而发达国家，我们看美国，相应的贡献就大很多，我们看到美国这些产业对GDP的贡献达到30%以上，所以知识产权经济对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发达国家是我们的一个榜样。
二、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逆差很大，1/4知识产权使用费是美国进口
我们知识产权使用费逆差很大，进口费大大超过出口费。目前来看，1/4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是美国进口的。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力发展自己的知识产权。
美国高校有一个趋势，目前比较多的是从专利授权转向创业孵化。中国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贡献，在改革开放40年以来，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缺乏总结。
三、能否保护知识产权是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兴衰的关键
关我们中国第一批高技术企业中最有名的是四通、联想、方正，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创新产品，它们是从科技成果转化起家的，从创新产品起家的。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它们的创新能力后来为什么降低了。
四、联想股改的最大问题是将科技人员知识产权归零
联想股改结果是高管获得了很大股权，而投入知识产权的计算所科技人员没有股权。
没有话语权了，发展路线就从“技工贸”转为“贸工技”，公司的创新能力和在行业中的地位也下降了。联想公司利润过去是靠创新产品，但是现在靠什么？现在它最稳定的利润来源是融科智地房地产，而它是靠获取计算所6万多平米科研用地起家的。如果房地产能带动一些地方的发展是很好的，但是不能影响科技发展。融科拿了计算所科研用地之后，使计算所发展受到影响，中关村寸土寸金，计算所科研用地被人拿走，影响了计算所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五、呼吁保护科技人员知识产权，充分激发科技人员创新
华为成功有很多的原因，例如华为对科技人员的股权问题就做的比较好。改革开放之后，外部环境是一样的，华为是坚持研发，再加上给科技人员持股做得好，所以华为的创新能力很强。所以我认为联想股改后的问题，一个是发展路线，一个是科技人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所以我们今后吸取教训，应该尽可能加强对科技人员的激励、保护科技人员知识产权，充分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希望在知识产权体现方面，政策能更加明确，保证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更快地增长。
对话
陈玉宇：大家总是感觉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跟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匹配，跟世界的先进经验差距更多，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哪儿？
倪光南：知识产权并不是保护越多越好，而是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合我们自己的相关的法规制度。这个很重要。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加强自己的知识产权的创造，当你知识产权量很大的时候，当你在知识产权拥有量、创新能力方面都很好的时候，你会觉得处理知识产权问题的难度要小得多。
陈玉宇：知识产权入股了、拥有股权了，但科技人员不善于管理公司？？
倪光南：那些互联网公司搞得比较好的，包括华为，这些科技人员只要善于学习都可以变成优秀的管理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 林建海：全球经济展望和高质量增长
放眼全球，世界经济逐渐从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创中恢复，但是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下行风险有所加剧。
从大的方面来看，全球经济至少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
第一，贸易摩擦已成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重要不确定因素。据IMF估计，在严峻的情况下，贸易摩擦升级可能会在未来两年内降低全球经济增长率0.8%。
第二，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会对新兴经济体带来溢出效应影响。未来两年的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大约会使流向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资本减少350亿美元。
第三，国际金融环境收紧，债务负担日益加重。美元汇率走强、国际资本市场利率升高会直接加重外债负担，使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国际资本外流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引发融资困难和国际收支危机。
除了这些短期挑战以外，世界经济还面临多项重大的中长期发展趋势，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大趋势。
据IMF预测，在2018年至2023年间，按人均收入计算，超过40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不及发达国家。这意味着，它们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拉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变得更加艰难。
第二个中长期重大趋势是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互联性日趋加深。
第三个中长期重大趋势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
第四个需要关注的中长期趋势是人口老龄化。在许多国家，人口老龄化是经济长期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它不仅大大增加了对公共资源和社会安全网的需要，也使得贫困人口难以改善生活水平。
面临当前世界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如何实现可持续、包容性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高质量增长的前提。高质量增长是个长期目标，达到这个目标需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避免主要经济变量出现过度波动，并降低经济中的不确定性。政府应采取合适的财政、货币、金融等政策组合，并通过推进结构性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机构效率等促进经济转型。
第二，坚持对外开放是高质量增长的必要条件。
第三，转变发展动力，提高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核心。从技术学习型增长转变到全面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领先型增长，仍大有可为。
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增长要求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知识和人力资本。二十一世纪的成功需要政府、企业和教育机构之间的协同合作。
第四，完善金融体系，发展服务业是高质量增长的桥梁。中国金融市场还有很大空间丰富金融投资产品，规范金融市场行为，疏通投资者和需要集资的优良企业之间的融资渠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让金融市场充分发挥其金融媒介作用。
第五，推进可持续、普惠、绿色增长，提高人民福利是高质量增长的最终目的。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发展中加强环境保护，让人们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尤其是在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显著时，完善社会安全网对于全面提高人民福利水平，实现普惠的高质量增长至关重要。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光华管理学院杰出管理实践教授、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 宋志平：坚持走一条开放包容的国际化道路
一、怎样应对贸易保护主义
我个人认为，可能要注意以下几方面事情。
从宏观来讲，我们要更加开放。第一，用更加开放来吸引外资，促进形成融合的市场氛围，这非常重要。一个14亿人口的消费大国，而且是正在崛起的一个大国，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不是谁能挡住的，美国也来了不少家公司参加。因此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进博会上讲，“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这是讲给全世界的声音。
第二，我们应该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减少对单一市场的过分依赖。把鸡蛋装在几个篮子里，这是我们现在要立足做的。
第三，在全世界树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永不称霸的良好形象。
在企业微观层面，我们也可以主动做一些事情。
一是尊重国际分工，进行全球采购。
二是注重与跨国公司联合开发第三方市场。
三是尊重知识产权。
二、中国建材如何开展国际化经营？
中国建材在国际化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目前，全世界水泥和玻璃的工厂，65%是由中国建材建设的，做的EPC，也就是“交钥匙”工程，用的是中国技术、中国装备。现在中国建材又在做“六个一”的战略布局，包括10个建材工业园、10个海外仓、10个国际实验室、100个EPC项目、100家建材连锁、100家外包工厂管理。到2020年要完成这“六个一”，这也是国际化很大的一个进程。
中国建材在实践中走了一条开放包容的国际道路。
第一，中国建材坚持全球采购。首先会考虑国产装备，因为其性价比好，但涉及一些关键技术的设备，也会向欧洲、美国的一些大型公司采购，而不是一味地国产化，这样我们和竞争对手之间就产生了合作。一方面巩固了市场，另一方面也减少了恶性竞争。
第二，联合开发第三方。例如，中国建材近年来和法国水泥、玻璃、机械装备等领域的公司，共同在非洲联合开发200多个项目。像非洲很多是讲法语的国家，过去都是法国的老牌公司在那些区域，现在中国公司去了，我们也主张和他们进行合作，大家一起来做，他们也都非常高兴。现在我们还和日本三菱联合开发东南亚、中亚等市场。
第三，强化企业市场化行为。中国建材是中央企业，刚刚获批成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企业，但我们投资的都是混合所有制企业，绝大多数企业的国有股份占比在30%以下，尤其在从事国际竞争的公司，国有股占比大都在20%以下。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尽量少打国家旗号，平等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这是我们这些年非常注重的。
第四，在“一带一路”上要奉行三项原则。一是为当地经济做贡献；二是与当地企业合作；三是为当地人民做好事。我们坚持这些做法，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就能真正“走出去”、“走进去”、能融合。我们在赞比亚做工业园，做项目之前先给当地打了100口井、援建了1家医院和1所学校。我们“走出去”的道路就应该是这样的道路，要成为当地喜欢的企业。
第五，努力开发七大市场，“不把鸡蛋装一个篮子里”。“一带一路”沿线共有65个国家，中国建材锁定东南非、中东、中亚、南亚、中东欧、东盟、南美等7个重点区域，集团几十家做国际业务的企业各有侧重地去开发，按照精耕市场、精准服务、精化技术、精细管理的要求，采用“切西瓜”的模式，打造自己的“根据地”，立足于能够长期“走进去”，能做到长期开发。
第六，在“走出去”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还希望进入发达国家，和美日欧的市场也要互相融合。一方面，我们希望和美日欧的企业进行合作、引进他们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到他们那里去投资。最近我们在美国南卡州投资约5亿美元建设了玻璃纤维企业，效果非常好。
总之，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我们还是要用大国开放、包容的心态，尽量缓解矛盾、化解分歧。对企业而言，我们过去讲得比较多的是“用市场换技术”，今后可能是“用市场换市场”；过去讲得比较多的是“中国是世界的工厂”，今后可能是“世界是中国的工厂”；过去讲得比较多的是“世界是中国的市场”，今后可能也要讲到“中国是世界的市场”。只有这样相向而行，才能主动化解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带来的威胁。
对话
主持人：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周年，光华管理学院也设立了“一带一路”书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以及语言、宗教、金融体系千差万别，非常复杂。能否分享下您遇到过哪些困难和问题，怎么化解的？
宋志平：“一带一路”确实是一个大课题，中国建材一路走过来，刚才您说的困难至少有三个大的方面。第一，怎么能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接纳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并不是短期做完生意就走，而是做长期开发的市场。所以如何与当地融合、让当地接纳，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刚才讲到了中国建材的一些做法。
第二，处理好与跨国公司的关系。最好是联合开发，不是“我来你走”。实践看来这是能做到的。中国建材过去这几年就是和跨国公司联合开发第三方市场，在这方面也尝到了一些甜头。因为在“一带一路”的不少国家，原来是他们的市场，而且手上有不少的订单、客户。大家联合起来，我们机会也会多。
第三，“一带一路”上要注意防范风险。例如，汇率不稳定、结汇困难等。
主持人：中国企业要进入发达国家开拓市场，要面临什么特别的挑战？
宋志平：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搞再工业化，回归实业，这也是很大的机会对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欧美等地整体市场风险要小一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要处理好劳资关系。因为这些国家工会很强大，我们得去适应。
主持人：从统计数据来看，2018年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下跌很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何应对？贸易摩擦是否影响到了中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来开拓市场？
宋志平：是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实施海外并购的时候要注意到一些问题。一是强调企业行为，尽量不打国家的旗号；二是我们并购任何一家企业，其实被并购企业的内心比较复杂，这个时候我们要适当低调点，不要用占领者、胜利者的姿态，而是用一个比较缓和、融合、包容的姿态，这点非常重要；三是跨国经营坚持属地化原则。在用干部的时候尽量用当地人、当地的总经理，这样能缓解很多矛盾。每当遇到海外媒体以及政府部门、议会对我们中国企业收购的一些误解时，我就常常想，其中有他们的问题，也有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未来我们海外并购还是要坚持市场化，不要让它政治化，我觉得这样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