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

l 稳就业为民生之本，“六稳”之首。2019年上半年，主要就业指标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下行超预期。但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就业形势仍然严峻。

l 当前情景：对2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对3000亿美元商品征收10%的关税。将拖累我国总出口4.9个百分点，增加失业496万人，失业率达到5.8%。

l 恶化情境：对所有商品征收25%的关税。将拖累我国总出口7.4个百分点，增加失业737万人，拉高失业率1个百分点，达到6.1%。

l 极限情境：对所有商品征收45%的关税。将拖累我国总出口13.3个百分点，增加失业1327.4万人，拉高失业率1.9个百分点，达到7%。

l 分行业来看，机械设备与纺织服装行业受到的冲击较大。分地区来看，广东和江苏等东部外贸大省是主要受影响地区。

l 我们认为维稳最重要的是稳就业.当前经济下行趋势延续，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呼吁政策提前宽松以稳定经济。支持经济需多方面同步形成全面宽松的政策合力。货币政策方面降准降息的空间已经打开。

一、 为什么就业很重要

就业为民生之本，近年来，我国对就业形势越来越重视。中央政治局会议将“稳就业”列为“六稳”的首位，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并成立国务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在全面建成小康的冲刺阶段，保障充足的就业是确保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关键，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更是宏观政策调控的重要底线。

（1）充分就业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保障

就业对经济发展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由经典生产函数可得，产出的变化来源于生产投入与生产率的变化，而生产投入主要包括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失业率的高低则直接决定了生产过程中劳动投入量的大小。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律”，其指出对于美国经济，经济增长率变化与失业率变化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负向关系，失业率每上升1%，GDP将下降约3%。这一现象也被许多学者的研究证实，如Freeman(2001)曾对十个工业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均验证了奥肯定律的成立。 Mahound(2012)利用阿拉伯国家的数据，同样得出GDP增长与失业率之间负向的关系。因此，保障充分的就业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过去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人口红利密切相关，但目前我国已进入到低生育阶段，经济增长可利用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劳动力不足将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因此在红利消退之前充分利用劳动资源对促进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越高，就业越充分，越有利于延缓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蔡昉，2004）除此之外，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日益加速，抚养比上升，养老负担加重，扩大就业也有利于加强个人与家庭的养老保障能力。

（2）就业稳定是维持社会平稳的关键

第一、高失业会威胁社会治安与稳定，其中青年失业率更值得关注。首先，较高的失业率可能会引发社会动乱。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突尼斯GDP不断下滑，失业率一度飙升至18.3%，其中青年失业率更为严重，甚至达到30%。2011年，突尼斯爆发了茉莉花革命，起因为一名失业大学生不满其在从事小贩期间受到的政府暴力对待而自焚身亡，随后激起了突尼斯人民长期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与物价上涨和政府腐败的不满，引发了群众示威游行，最终导致时任总统本·阿里政权倒台。欧洲债务率较高的国家也曾因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而接连爆大规模民众示威游行。据欧盟估算，每年因青年失业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已高达1500亿欧元，约占欧盟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其中，西班牙是欧盟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13年其失业率最高达到27%，20-24岁青年的失业率大大高于平均，最高达到51%。2011年7月，数以万计的西班牙人从全国各地汇聚到首都马德里游行示威，抗议西班牙政府无能应对经济危机以及失业率上扬的状况。对于中国来说，失业也是影响社会稳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90年代的国企员工“下岗潮”与金融危机之后的失业增加都给我国社会秩序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其次，失业率较高也会一定程度上增加犯罪率，影响社会治安。Steven Raphael（2001）利用美国的数据发现，失业增加会显著增加犯罪率。国内学者张丹丹（2018）利用中国城市层面的数据估计发现，失业使得外来务工人员参与犯罪的可能性显著增加。

 第二、失业可能引起资产价格泡沫破裂。一方面，内外需不景气的情况下，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导致企业资产的市场价格也相应降低。企业产品供给相对过剩使得众多劳动者失业。另一方面，居民收入主要以工资为主，随着失业率的增加，居民收入将会下滑。雇用状况的恶化，会导致人们对未来生活产生不安心理，使得消费下滑，风险偏好降低，资产价格，如股价与房价都面临缩水的风险，引起资产拥有者财富大幅缩水，房地产及相关行业萎缩，从而进一步造成更多人失业，形成恶性循环。除此之外，资产价格的下跌还有可能导致银行坏账增加，增加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风险

二、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日趋严峻

2019年上半年，主要就业指标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第一，1-7月城镇新增就业867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9%，进度与往年基本一致。7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在5.5%的预期控制目标之内。第二，重点群体就业情况基本稳定。1-6月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87万人，与往年进度相符。第三，市场供需基本平衡，二季度求人倍率为1.22。

但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就业形势仍然严峻。

第一，就业走势趋紧。7月调查失业率为5.3%，一直处于5%以上，且近三个月持续反季节抬升。1-7月新增就业人数为867万，同比减少13万人，1-6月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同比减少24万人，就业困难再就业人数累计同比连续6个月为负，7月同比减少4.4%。城镇领取失业保障金人数连续6个月同比增加。

第二，中美贸易摩擦加大就业压力。美国关税升级，受影响的商品与行业再次扩大，对企业的打击进一步加重。随着出口低迷的效果逐渐显现，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面临订单减少、利润下滑、产能转移等问题。企业利润下降又会传导到就业端，出现减招缩招，减时降薪，停产停工等现象。对美出口一直以来就对我国就业有着较大的拉动，贸易战愈演愈烈必将给就业形势带来压力。

第三，就业集中度较高的重点行业就业形势受到挑战。今年以来，受需求疲软，成本上升等影响，我国制造业利润明显下滑。1-6月累计同比下降4.1%。其中就业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如汽车制造业、计算及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分别下降27.2%和13%。由于制造业利润增速与就业人员总数相关且领先，利润下降将会增加企业裁员压力。汽车制造与计算机、通信行业的从业人员人数同近期一直处于下降趋势。

第四，重点群体就业压力加大。青年与农民工或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新增高校毕业生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与内外需下滑的情况下企业招工需求下降形成矛盾。在农民工分布的行业中，制造业与建筑业占比之和接近50%，在制造业景气度下滑，利润同比持续负增长，PMI从业人员指数长期处于50以下的情况下，农民工就业的环境也不断恶化。央行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二季度当期就业感受与未来就业预期环比分别下降1.6与1.5个百分点。其中，选择“形势较好、就业容易”的人数占比较前期环比下降了0.8个百分点。

预计下半年就业仍将延续严峻形势。第一，制造业与非制造业PMI从业人员指数均处于50以下，反映企业招工意愿或仍延续走弱态势。第二，中美贸易摩擦短期无法平息，加征关税对贸易的影响在持续显现，而贸易摩擦对就业的影响有2-3个月的滞后期，需警惕美国加征关税升级对就业带来的冲击。第三，8,9月份可能出现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与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集中求职碰头局面，失业水平或加速攀升。

三、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就业影响测算

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出口金额下降将会使我国的就业情况显著承压。根据我们的测算，以下三种情景美国加征关税对出口、就业的影响如下：

（1） 当前情景：对2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对3000亿美元商品征收10%的关税。将拖累我国总出口4.9个百分点，增加失业496万人，拉高失业率0.7个百分点，达到5.8%。

（2） 恶化情境：对所有商品征收25%的关税。将拖累我国总出口7.4个百分点，增加失业737万人，拉高失业率1个百分点，达到6.1%。

（3） 极限情境：对所有商品征收45%的关税。将拖累我国总出口13.3个百分点，增加失业1327.4万人，拉高失业率1.9个百分点，达到7%。

2018年我国对外出口2.5万亿，对国内就业的促进作用显著。2017年总出口拉动的就业为9129万人次。在与各国的贸易中，中国对美国的货物出口对中国就业的拉动最大，2017年一共拉动1686万人次就业，占全年拉动就业总人数的18.5%。其中通信等机械设备、纺织服装与化工行业出口金额较多。因此，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出口金额下降将会使我国的就业情况显著承压。

贸易政策，如关税对贸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改变贸易商品与本国商品的相对价格，从而改变对这两种商品的需求量。因此在利用模型分析贸易政策变化的影响时，主要思路为用弹性这一概念来反映一个变量的变化如何影响另一种变量，所以分析核心在于估计进口商品与本国商品的替代弹性，从而得出贸易政策对贸易量的影响。过往文献在计算替代弹性时的思路主要有两种，第一，是根据Armington假设，利用CES效用函数表示消费商品组合的效用，由消费者最优分配支出的边际替代率相等得到两种商品相对需求与相对价格的关系式，从而通过回归分析计算出价格弹性。第二，由于关税上升导致的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可以等价为汇率的变化，因此可以通过计算贸易对汇率的弹性来替代价格弹性。下面我们对各类关税情景对我国就业的影响进行测算，思路为：

失业人数=∑（关税引起的各行业出口下降金额*各行业每百万美元拉动的就业人次）

=∑（各行业出口金额*关税*价格弹性*各行业每百万美元拉动的就业）

根据这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做的假定：

出口关税由美国消费者承担，关税的变化即为美国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变化。由于部分行业利润率较低，中国厂商不愿意降价，会导致关税落地前后，中国出口商品不含税价格变化甚微，关税由美国消费者承担。在此情况下关税对中国对美出口的影响主要在于商品价格上升而引起的需求量下降。国外学者Mary Amiti（2019）的研究表明，没有加征关税的部门价格保持平缓，而加征关税的部门，价格有10%-30%不等的上升，也印证了我们的观点，从而可以将关税的变化转移到出口商品价格的变化。

出口价格弹性为1.4。由于关税上升一定程度上可以等价为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因此可以通过计算出口对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来得到出口的价格弹性。我们可以初步估算出关税对出口与失业的影响如下：

以上失业率的测算均以官方公布的调查失业率的数据为基础，再加上关税对就业的影响得出，而真实失业率可能会更高。中国失业率数字一直以来为学者所诟病，城镇登记失业率长期稳定，调查失业率也与GDP增速关联较弱，引起很多人的质疑。许多学者根据自己的计算方法对我国真实失业率进行了测算。复旦大学张军认为中国城镇失业率在2005年时可能高达10.7％，随后逐步走低，到2012年已降至7％。2005至2012年期间，城镇人口年平均失业率为8.5％。韩军和张俊森（2006），通过对从六省区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进行推算，认为2005~2006年中国的失业率在10％左右。Shuaizhang Feng（2017）也指出中国2002-2009的平均失业率或达到9.5%。彭博社（Bloomberg）近日援引Fathom Consulting统计数据称中国真实失业率自2012年开始逐渐攀升，2016年真实失业率已经达到12.9%。由此可见，若我们以真实失业率为基准，加上关税的影响之后的失业率可能更大。

从历史上看，中国大规模的失业现象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国有制改革和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97年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使得大批国有企业员工下岗，据Giles(2006)统计，1995-2001年期间，约有3400万国有企业员工下岗。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出口飞速增加拉动国内制造业发展，缓解了就业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回落，大批农民工返乡。政府出台大规模刺激计划，拉动了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产建设的发展，吸收了大量低技术工人，缓和了就业问题。根据学者的测算，这些时期的真实失业率在10%左右，引发了较为严重的失业问题。若考虑到我国官方失业率低估，而以真实失业率为基准，保守认为失业率在2005-2012为8.5%，并在2012年之后保持稳定，则三种情况下关税影响后的真实失业率或达到9.1%，9.5%和10.4%，与历史上失业潮时的水平接近，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分行业来看，机械设备与纺织服装业受到冲击较大。据本文测算，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出口受到冲击最大，电子信息产业链条长，用工量大，对就业形势带来较大压力。另一方面，美国高端制造业的技术封锁也将给行业内部带来较大冲击，部分重大企业“卡脖子”风险上升。纺织服装行业在美国加征3000亿美元商品关税之后已经被全覆盖，加征关税后将包括服装、衣着、鞋靴在内的全部纺织服装产品，预计将对其出口形成较大压力。

分地区来看，广东和江苏等东部外贸大省是主要受影响地区。广东省对美出口金额较大，受贸易摩擦下降金额明显，较多涉美出口企业8月份以后企业订单或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用工可能会出现较大波动，部分企业向海外产能转移可能会加速。而河南、重庆等中西部省份加工制造业相对密集，或因外贸挤压和农民工回流面临更多风险。浙江与江苏为全国的纺织大省，在贸易摩擦的冲击下，就业的结构性压力或将更为突出。

四、就业压力增大需要提前实施更为宽松的政策稳定经济

经济下行超预期。7月增长、社融和就业数据的疲软。7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增速仅4.8%，较6月大幅下滑1.9个百分点，创历史新低。社会消费品回升昙花一现，7月份名义增速由9.8%跌落至7.6%，制造业延续弱回升走势，但仍面临利润下行、基数走高与内外需下降的阻力。信贷方面，货币政策主要还是在适度控制社融增速，使其与名义GDP相匹配，7月新增人民币贷款明显回落；M2同比增8.1%，前值8.5%，受企业存款骤降拖累超预期回落。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无疑较上半年陡然加大。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就业压力显著增大。城镇调查失业率连续上升，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部分外向型企业减少用工及去产能继续推进，国内就业压力或进一步增加。由于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对就业有2-3个月滞后期，随着新加关税政策逐渐落地，就业形势会变的更加严峻。并且8-9月份可能出现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与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集中求职碰头局面，失业水平或加速攀升。因此我们认为在当前外部经贸环境恶化的冲击下，国内经济下行与就业形势严峻的风险陡然增大，而就业稳定作为“六稳”之首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呼吁提前进行逆周期调节，出台宽松的政策，以应对经济下行和就业的风险。

支持经济需多方面同步形成全面宽松的政策合力。货币政策方面降息的空间已经打开。国际方面，全球央行宽松倾向日益增强，美联储宣布降息25个基点，欧央行也将通过推出分级利率体系重启降息，美欧日三大央行的同步宽松无疑也给国内货币宽松提供支持。国内来看，利率并轨提速，LPR降息打通从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向信贷市场基准利率的传导，也为之后再利率并轨的框架下降息打开了空间，从而引导实体企业融资成本下降。其他政策需要陆续跟进。例如财政政策方面，可以提高专项债限额，进一步落实之前减费降税政策，加快执行速度，甚至快速推进改革放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参考文献：

[1] Freeman, Donald.G. 2001. “Panel Test of Okun’s Law of Ten Industrial Countries.” Economic Inquiry, 4(39): 511-523

[2] Mahmoud A. Al-Habees and Mohammed Abu Rumman,201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Jordan and Some Arab Countries”, World Applied Sciences Journal 18 (5): 673-680, 2012

[3]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研究》2004年第2期

[4] Steven Raphael, Rudolf Winter-Ebmer, 2001, “Identifying the Effect of Unemployment on Crime” UCSD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98-19

[5] 张丹丹, 2018, 最低工资、流动人口失业与犯罪，《经济学（季刊）》2018年03期

[6] 数据来源：UN COMTRADE数据库，从中可得到美国进口中国的商品金额数据（细分到HS6位码），通过将各行业贸易数据按照中国行业分类标准进行重新分类，即可得到中国分类标准下各行业的出口美国的金额

[7] 数据来自《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报告》

[8] Mary Amiti, Stephen J. Redding and David Weinstein, (2019) “THE IMPACT OF THE 2018 TRADE WAR ON U.S. PRICES AND WELFARE” NBER Working Paper

[9] Kamada, K. and Takagawa, I., 2005, “Policy Coordination in East Asia and across the Pacific”, Bank of Japan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05-E-4, (Bank of Japan, Tokyo).

[10] Ahearne, A., Fernald, J., Loungani, P., and Schindler, J., 2003, China and Emerging Asia:Comrades or Competitors? 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 No. 789, (Federal Reserve Board, Washington, DC).

[11] Bénassy-Quéré, A. and Lahrèche-Révil, A., 2003, Trade Linkages and Exchange Rates in Asia: The Role of China, CEPII Working Paper No. 2003-21, (Centre D’Etudes Prospectives et D’Information Internationales, Paris).

[12] Willem THORBECKE，（2006）“The Effect of Exchange Rate Changes on Trade in East Asia”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06-E-009

[13] Hiau Looi Kee, Alessandro Nicita and Marcelo Olarreaga, (2008) “Import Demand Elasticities and Trade Distortion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4] Michael P. Gallaway, Christine A. McDaniel, Sandra A. Rivera, (2003) “Short-run and long-run industry-level estimates of U.S. Armington elasticities”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Economics and Finance 14 (2003) 49–68

[15] 当前情境下的出口金额下降为将2500亿与3000亿关税的影响加总得出

[16] 韩军, 李宏彬, 张俊森. 中国城市失业率——从出生组分析经济转型的影响[J]. 南开经济研究,2006(01):25-45

[17] Shuaizhang Feng, Yingyao Hu, Robert Moffitt, 2017, “Long Run Trends in Unemployment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460

[18] Giles, J., Park, A., Cai, F., 2006. How has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ffected China’s urban workers? China Quarterly, 185, 6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