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0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习近平总书记长达三万字的报告振奋人心。“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等许多新的提法，都令我印象深刻。

如何认识社会主要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表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跟以往有很大的变化。我认为，这一提法的背后，是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高速发展之后，我们对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一个评价，或者是一个总结。
四十年来，中国经济高歌猛进，取得许多很了不起的成绩。我们GDP的增速过去四十年基本平均达到9%以上，中国从一个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转变为现在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的水平。在此过程中，一些结构性的矛盾也凸显出来，比如说区域发展不均衡、财富分配不均衡等。此外，我们的增长模式比较强调要素驱动、投资拉动，效益相对而言可能不是那么高，由此带来对资源的过分依赖、对环境保护不够等矛盾。
“新矛盾”的提法，也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未来三十年，我们将追求一种更加均衡、更加包容、更加普惠的成长。这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
未来经济增长要靠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报告中还提到“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这一目标，我非常有信心。现在大家常常会讨论，GDP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衡量经济表现的指标，但我觉得用它来做一个指标做预测还是蛮有价值的。现在人均GDP是8000美元左右，如果未来十五年中国保持一个中等的增长速度，比如说GDP增速保持在5%—6%，到2035年我们人均GDP应该能达到将近2万美元，从数据上看，这应该说就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除了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在增长方式上也需要做调整，从简单的要素驱动、投资拉动转换成效率和创新驱动，到2035年我觉得这些目标是可以实现的，那个时候就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报告关于未来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有一些提法，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我想未来中国经济最大的驱动力还是来自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里也特别提到了创新，提到研发和教育的重要性，我想在未来一段时间，将通过创新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这是重要的途径之一。
另一方面，前段时间中央也特别发文强调企业家精神的保护和捍卫，我想企业家精神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从途径上来讲，驱动力发生了变化，不再单纯依靠要素和资本的投入，更多转向内生创造力的投入，依靠企业家精神，将研发、创新协调起来。
经济领域改革将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经济领域改革也做了明确指示。我对两大方面的内容十分关注，一方面是金融，金融这部分其实是最近一段时间讲的比较多的，它的本质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但是现在整个金融体系里应该说我们的规模很大，但是我们金融系统的结构、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包括金融服务的效率本身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提升。这导致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并不是特别有利。我想可能未来一段时间，通过金融体系的重新梳理去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通过一些新的金融业态的诞生和规模逐渐扩大，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等，这些综合起来，我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会看到效果，整个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会更加有力度。
另外，我们要保持一个比较持续的包容性增长，这需要制度建设的支持，可能有两个环节比较重要。其一是针对政府的，对于一些地方政府的角色界定可能需要更加清晰一些，地方政府可能是这个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在积极参与经济生活过程中可能需要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其二，我想还在于对产权的保护，确权、明确保护产权等等。这些可能构成我们理解经济增长的制度性措施，这方面的内容也很重要。
中国经济要取得高质量增长，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十分关键，就在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应该发生变化。我们过去看到的是大规模、大型企业的崛起，比如说财富500强里面现在中国已经有115个企业上榜。但是未来如果要支持一种可持续的、包容性的增长，可能需要有更多对资源有效率地使用、能够创造高价值的企业的出现，而他们将会有力地改变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而这一块就需要我们现在提到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只有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我们才能产生和汇聚一大批以创造价值为目标的，能够不断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生产要素使用效率并且有优良商业模式的企业。他们的出现我想会为未来十五年，甚至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非常好的坚实的微观基础。
从目前的一些经济数据，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微观基础的向好态势。如果我们根据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以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一直保持在20%以上，增长还是蛮明显的。这些变化的背后是整个中国经济的质量提升，当然也与整个外部环境的改善都有关联。按这些指标来做一个评价，可以看到，我们企业的投资回报收益率在慢慢提升，这是件好事。
淡化GDP增长速度为政策调控留足空间
观察中国经济，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去杠杆”。中国经济增长和去杠杆之间哪个更加优先，党的十九大新闻发言人谈到，不能把去杠杆和稳增长对立起来，确保去杠杆不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那么该如何平衡这两者的关系？我特别注意到，这次报告对GDP增长速度本身这个目标的淡化，报告比较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想这为未来宏观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话语环境。如果政府特别强调增长目标的话，完全可以通过比较激进的财政政策或者是货币政策来实现，这可能就与平衡的、高质量的增长有矛盾。我们可以预期未来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而且变化会是好的，有利的。比如，对于GDP是否强调保6%或者是保8%？如果我们不提这样一个明确目标，杠杆就上不去。
目前中国经济“去杠杆”仍在进程之中。针对中国的杠杆应该做一个结构性的分析，我的观察是，其实家庭的杠杆非常低，我们比较高的是企业杠杆。但是企业杠杆里面很大一部分是以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的形式体现出来的。目前来看，我想“去杠杆”在企业层面目前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对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和加大力度。这样形成合力，才能彻底把杠杆降下来。
我对今年整个增长的目标完成比较有信心，前三季度数据本身说明中国经济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但是值得注意，一些结构性的矛盾还依然存在，或者说有些地方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比如说投资领域，我注意到民间资本投资增长速度还是比国有部门的投资增速要慢一些，怎么通过对企业家精神的倡导，能够让民间资本投资速度加快，可能是在未来一段时间需要付出努力的地方。
还有一个比较有利的表现在于消费，消费这一块对增长的贡献在慢慢提升，我想这是经济转型很重要的一个标志。这样的一些趋势如果能够延续，我对今年第四季度，包括近一两年中国经济增长整体态势都充满了信心。

刘俏教授简介
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于2013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奖，2014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7年担任中国证监会第十七届发审委委员。
刘俏教授在公司金融，实证资产定价、市场微观结构和中国经济研究等方面拥有众多著述,发表在《金融经济学期刊》，《金融和数量分析期刊》，《管理科学》，《会计研究期刊》，《经济学期刊》等顶级学术期刊。此外，他最近出版的英文书籍包括Corporate China 2.0: The Great Shakeup以及Finance in Asia: Institutions, Regulation and Policy。
刘俏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应用数学学士学位，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获得国际金融硕士学位，并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获得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