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靖雯  麦冬仁  龚六堂

本期观点概览

• 在农村家庭的隔代抚养参与度方面，领取养老金会显著降低老年人的隔代抚养参与率，且该负向作用在女性老年人和孙辈数量更多的老年人中更为明显。

• 领取养老金对隔代抚养参与率的负向影响是因为养老金弱化了代际联系。养老金领取不仅减少了老年人与子女同居的可能性，还会对子女的经济支持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

• 在个人健康方面，隔代抚养会提高老年人的抑郁水平，而养老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隔代抚养的负面影响，带来健康效应。

• 然而，对于已在隔代抚养的老年人而言，领取养老金对隔代抚养时间投入并不具有明显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家庭生活中的隔代抚养行为也已在社会成为普遍现象。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祖辈拒绝抚养孙辈的现象也变得越发常见——有调查发现，七成家庭的祖辈都曾以直接或者暗示的方式向子女表示不愿意再带孙辈；而一项在我国12个城市展开的调查也显示，倘若儿女再生育，“双方老人都不愿意带”的比例高达35.7%。

如今，隔代抚养作为减轻儿童照顾压力的家庭策略，对家庭成年子女的生育意愿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当前生育率低迷的情况下，如果祖辈撤出隔代抚养的意愿愈加强烈，无疑会进一步加剧生育率的下降，从而影响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在祖辈隔代抚养的决策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便是养老金等公共转移支付项目的实施。由于养老金放松了老年人的财务约束，因此会改变代际关系，从而对代际行为产生影响。本研究关注农村老人隔代抚养决策，聚焦外生公共转移收入对老年人隔代抚养行为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分析。

一、 理论框架

隔代抚养本质上是父母对子女提供的时间转移支付。从理论上讲，老年人愿意进行隔代抚养等转移支付可能出于“利他”和“交易”两种不同动机。一方面，养老金收入减轻了老年人的经济负担，从而使得老年人有更充裕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其他活动。如果老年人出于利他动机发自内心地关心子女，他们会将这部分养老金的时间收益与子女分享，从而表现为替子女照顾孙辈。另一方面，老年人进行隔代抚养也可能是出于“交易动机”。由于隔代抚养的负担非常沉重，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可能会更倾向于将其看作是工作以换取子女对自己的赡养。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养老金收入会降低老年人对子女养老的依赖性，淡化代际联系，老人提供隔代抚养以换取子女赡养的机制被削弱，对孙子女的照料会减少。因此，养老金收入如何影响祖辈的隔代抚养行为是不确定的，在不同的动机假设下会得到截然相反的结论，影响的方向、效果和作用机制都需要实证上的检验。

二、 研究背景

“新农保”于2009年9月在我国全国范围内启动试点。试点的实施以县级为单位，试点县的选择由中央和省级政府确定。因此，在个人和家庭层面，“新农保”可被视为一种外生影响因素。

“新农保”的基础养老金为每人每月最低55元，由国家财政全部保证。年满16周岁、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都可以在户籍地自愿参加“新农保”。自实施以来，其覆盖范围不断扩大。2014年，政府将基础养老金提高到每人每月最低70元。尽管基础养老金收益还不能完全覆盖老年人的最低生活保障，但参加“新农保”的老年人不用缴费便可得到一笔长期稳定的额外收入。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这笔收入产生的经济效益是不可忽视的。

三、 实证分析

本研究采用2011、2013、2015和2018年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从实证上检验了养老金收入等公共转移支付对农村老年人隔代抚养决策的影响，还对其影响机制、异质性效应以及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进行了识别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