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鹏飞

本期观点概览

•对于科技领域，“安全”这一观念不同于其它领域的安全观。后者（例如粮食安全或能源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经济体自给自足的能力，但是科技领域的“安全”，其实并不排斥对外依赖。特别是面临当前的国际地缘政治形势，我们需要辨析在科技领域“封闭式”安全观与“开放式”安全观的异同。

•在科技领域，一个经济体固然可以通过全方位的国产替代摆脱对外依赖，从而通过自给自足实现科技“安全”。这种“封闭式”的安全观，将对外依赖与科技安全对立起来，因而将国产替代视为实现“安全”的唯一途径。与之相反，“开放式”的安全观，既不排斥国产替代，也不排斥对外依赖，因为当外国对本国的科技依赖显著高于本国对外国的科技依赖时，一个国家同样可以实现科技“安全”。

•纵观全球范围内研发范式的演进，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前沿的研发范式正逐渐由大企业主导的“封闭式”内部研发模式，转变为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开放式”研发体系。尽管通过“封闭式”与“开放式”的途径，都可能实现科技领域的安全，但从国际经验来看，秉持“开放式”安全观的经济体，往往实现了更高的科技发展水平和经济繁荣。

•通过全方位的国产替代摆脱对外依赖的思潮，部分源于美国近年来对华经济制裁和技术封锁的升级。不过最新研究结果表明，美国政府通过“实体清单”实施的对华经济制裁，并未能精确地针对其打击对象，也并未能充分实现其政策目标。同时，制裁的两大政策目标（亦即遏制我国企业的发展，以及促使我国与国际科技体系“脱钩”）本身，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 。有鉴于此，我们既不应该轻视美国对华制裁的影响，也不应该因制裁造成过度的焦虑，以致于打乱了自身通盘的布局和发展的步调。

•科技发展和科技安全，都是我国重要的发展目标；国产替代以及降低对外依赖，只是实现科技安全的一种手段，而并非目标。与之相对的，“开放式”安全观既不排斥国产替代，也不排斥对外依赖，而是引导我们探究二者之间的最优边界。

•基于“开放式”安全观，“安全”并不要求在各个领域，都要通过全面国产替代来摆脱对外依赖。将国产替代聚焦于我国具有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技术领域，培育他人难以替代、难以复制的技术能力（例如德国的物镜系统在EUV光刻机中的核心作用），同样可能实现开放式的“安全”。 若我国展现出突破关键技术的实力，则美国遏制我国崛起的信心将大打折扣，一些遏制我国的企图也会不攻自破。即便我国在有些领域仍然依赖于外国技术，但若我国在核心领域具备它国难以替代、难以复制的技术能力，它国将同样依赖于我国技术；这种相互依赖催生出相互的“安全”感，从而促进技术的跨国流动，推动我国的科技进步，实现科技发展和科技安全的“双赢”。

对于科技领域而言，“安全”这一观念不同于其它领域的安全观。后者（例如粮食安全或能源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经济体自给自足的能力，但是科技领域的“安全”，其实并不排斥对外依赖。特别是面临当前的国际地缘政治形势，我们需要辨析在科技领域“封闭式”安全观与“开放式”安全观的异同。

在科技领域，一个经济体固然可以通过全方位的国产替代摆脱对外依赖，从而通过自给自足实现科技“安全”。这种“封闭式”的安全观，将对外依赖与科技安全对立起来，因而将国产替代视为实现“安全”的唯一途径。与之相反，“开放式”的安全观，既不排斥国产替代，也不排斥对外依赖，因为当外国对本国的科技依赖显著高于本国对外国的科技依赖时，一个国家同样可以实现科技“安全”。

从国际经验来看，抱持“封闭式”安全观的经济体（例如朝鲜），尽管可能在科技领域弱化对外依赖从而实现自给自足式的安全，但这种“安全”往往是在一个较低科技发展水平上的脆弱的“自给自足”。与之相对地，秉持“开放式”安全观的经济体（例如法国），尽管依赖于外国（例如欧盟其它国家）的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国就失去了科技安全，因为欧盟其它国家也依赖于（而且往往是更加依赖于）法国；由于法国与欧盟其它国家相互依赖，从而产生了相互的“安全”感，同时也在各国间实现了基于各自比较优势的专业化分工和高水平的科技发展。

尽管通过“封闭式”与“开放式”的途径，都可能实现科技领域的安全，但从国际经验来看，秉持“开放式”安全观的经济体，往往实现了更高的科技发展水平和经济繁荣。究其原因，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开放式”安全观有助于技术的跨国流动，从而使企业可以基于自身的比较优势选择哪些技术自主研发，哪些技术采取“拿来主义”的方式进行技术引进，从而使企业能够进行专业化分工，进而提升研发活动的绩效，促进一国的科技发展。但是在抱持“封闭式”安全观的经济体，企业将被迫对各项技术进行全面的自主研发，包括那些不符合企业比较优势的技术领域。尽管企业的创新活动看上去更加活跃，然而这本质上是在“重复发明车轮”；企业的这种冗余研发活动未必符合其比较优势，反而可能会损害其经营效率，因此这并不会促进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反而可能带来企业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的恶化。

纵观全球范围内研发范式的演进，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前沿的研发范式正逐渐由大企业主导的“封闭式”内部研发模式，转变为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开放式”研发体系。曾几何时，世界前沿技术的研发，一度由大企业的内部研发模式所主导。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以及贝尔实验室（Bell Labs），主导了一系列世界前沿技术（如晶体管技术、激光技术）的研发，从而一举斩获了10项诺贝尔奖。然而在市场竞争的浪潮下，这种由大企业主导的“封闭式”内部研发模式，逐渐被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开放式”研发体系所取代。例如EUV光刻机由超过10万个零部件组成，其中绝大多数零部件的生产和研发，来源于分布在全球的各个专业领域的行业翘楚（例如高精度镜头和物镜系统，来源于德国企业蔡司），而EUV光刻机的生产商阿斯麦（ASML）只聚焦于一小部分零部件的生产和研发。经过市场竞争的大浪淘沙，相较于大企业主导的“封闭式”内部研发模式，这种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开放式”研发体系更具有创新活力和市场竞争力，这可能是二十一世纪创新与研发体系发展的大势所趋。

诚然，通过全方位的国产替代摆脱对外依赖的思潮，部分源于美国近年来对华经济制裁和技术封锁的升级。不过最新研究结果表明，美国政府通过“实体清单”实施的对华经济制裁，并未能精确地针对其打击对象，也并未能充分实现其政策目标。同时，由于在创新网络架构中，制裁将对上下游领域带来网络外溢效应，从而使得美国政府对华制裁的两大政策目标（亦即遏制我国企业的发展，以及促使我国与国际科技体系“脱钩”）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有鉴于此，我们既不应该轻视美国对华制裁的影响，也不应该因制裁造成过度的焦虑，以致于打乱了自身通盘的布局和发展的步调。

由此可见，基于“封闭式”安全观的全面国产替代浪潮，既具备对于国家安全的战略贡献，又同时存在其内在的局限性。对于当今中国，科技发展和科技安全，都是我国重要的发展目标；国产替代以及降低对外依赖，只是实现科技安全的一种手段，而并非目标。“开放式”安全观既不排斥国产替代，也不排斥对外依赖，而是引导我们探究二者之间的最优边界。基于“开放式”安全观，“安全”并不要求在各个领域，都要通过全面国产替代来摆脱对外依赖。将国产替代聚焦于我国具有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技术领域，培育他人难以替代、难以复制的技术能力（例如德国的物镜系统在EUV光刻机中的核心作用），同样可能实现开放式的“安全”。在这种条件下，即便我国仍然依赖于外国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就失去了科技安全，因为当我国在核心技术领域具备它国难以替代、难以复制的技术能力时，它国同样高度依赖于我国技术，而这种相互之间的高度依赖，将催生相互的“安全”感。这种相互的“安全”感，有助于技术的跨国流动，从而使企业可以基于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进而提升研发活动的绩效，促进一国的科技进步，实现科技发展和科技安全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