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新浪金麒麟金融科技分论坛—智能时代的金融科技”在北京举行，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刘晓蕾教授出席论坛并进行主题演讲。
刘晓蕾教授表示，Fintech的实质是金融，科技改变金融效率，满足金融需求，促进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但金融科技的应用也带来潜在的更大的系统性风险，应加强适当的监管，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放任自流。
实录如下。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来参加今天的这个活动。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点我对于金融科技自己浅显的看法。我发言的题目是《从金融的视角看科技创新》。
中国Fintech的发展已经超过了美国
金融科技到底对金融业带来了什么影响？金融技术对于金融行业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学术界关于金融科技的一个最新研究文章通过数据分析得出来的结论是，有一些科技，比如说区块链，其实对金融行业整体来讲有一个正面的效果。如P2P融资、移动支付，对传统的金融行业是有负面冲击的。
总体来讲，这篇文章说美国的金融科技发展很快，给传统的金融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包括国际知名的智库也好，研究机构也好，一般都比较认可金融科技在中国的发展到今天为止已经超过了美国。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在移动支付的角度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包括新年红包的发放，很多数据都显示中国在Fintech的发展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
像余额宝，余额宝出现之前，在美国有类似的模式，即Paypal，跟我们的支付宝非常类似。它是在1999年的时候出现的，比余额宝早很多年，他们成立了一个Paypal基金，把里面的钱转到货币基金里，这样可以得到更高的收益。Paypal基金做了很多年，但到2011年已经清盘了，不存在了。跟它的商业模式非常类似的余额宝，2013年才诞生，允许客户把支付宝里面的钱转到余额宝，余额宝挂钩一个货币基金——天弘基金。到今年的1月份，余额宝的用户超过3亿，总规模突破万亿，天弘基金成为全球最大的货币市场基金。
Paypal基金的出现比余额宝早很多年，应该说有先天的优势，但是它们的结果却非常的不同。对于学者来讲就非常好奇，同样的商业模式为什么会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先从理论上来讲，学术界把创新分成两种，一种叫横向创新，就是说创新多出来一种产品，原来有10种产品，现在出现11种产品，使得消费者可以选择的商品数量增加了。还有一种是纵向创新，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上提升它的质量，比如说iPhone，现在有iPhone 7，后面有iPhone 8、iPhone 9，是纵向的创新，产品的质量得到了提升。
纵向创新和横向创新的不同点在于它是一个破坏性的创造，因为它的出现使得原有的产品价值消失了。比如出了iPhone 7就没有人用iPhone 6了，当这个创新出现的时候对现有的产品其实是带来价值损失的，一部分价值损失掉了。所以说纵向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它的阻力要比横向创新更大，特别是我现在存在现有产品的时候，再做新其实是损害掉现在产品一部分质量的。或者说银联来搞移动支付，对银联地铺来说就是一个价值损失了。
带着这样的理论背景我们来看Paypal和余额宝，对比一下美国的金融和中国的金融。在2013年的时候余额宝出现和到今天，同样的道理美国的金融是非常完善的，充分竞争的。我还记得十多年前，快二十年前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想去购物中心买一台电视，非常非常大的电视，你只需要付一部分首付，就可以买到一台非常大的电视。我一个穷学生，只是拿奖学金也可以消费得起。十几年前美国的消费金融就已经很完善了，一个普通老百姓他所需要的金融需求基本上已经得到了满足，它的金融发展是非常完善的。
美国普通民众的手里可投资金比较少，一般的资金都是401K等机构运作，个人的理财需求也没有那么大。相比中国就完全不同，中国的金融体系至少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这几年之前，其实是非常不完善的。银行业务留出了很多空白，有很多大量的需求没有被满足，包括消费者的需求或者是中小企业贷款的需求、金融的需求，其实现有的银行体系是没有能够提供的。
当时银行在制度的保护下实现了垄断，所以提供服务的效率不是很高。而且中国平均储蓄率很高，老百姓的个人理财其实需求是非常高的，所以总体来讲，中国当时是金融需求高、供需不平衡这么一种状况。包括我们的余额宝，包括后来的互联网金融，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应运而生，填补了中国长尾用户对金融需求供给不足的状态。
互联网金融的实质是金融
2013年余额宝诞生之前，我们的货币基金是非常不发达的，基本上老百姓都不知道有货币基金这种理财方式，到银行就是存款，银行业不太向你介绍非常类似的货币基金的产品，是余额宝产品出来之后大家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东西可以买。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余额宝是进行了一次金融普及教育，使得老百姓知道还有一些金融产品就在那边，但是我们不了解。
为什么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会取得这么大的发展，我个人的分析是，中国的银行金融的供给远远没有满足老百姓的金融需求，特别是长尾用户的金融需求。
我们的金融系统一直银行是为主的，过去互联网金融，包括金融科技的冲击，在我看来其实是金融自由化的过程。由原来银行的统治，老百姓的钱只能存在银行的这样一个状态，向更分散的更多的理财途径转化的金融自由化的过程。
我总结，互联网金融，技术是手段，实质是金融。金融的本质是资金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转换。金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信任问题。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还我钱，也不知道你这个人靠不靠谱，我要不要把钱贷给你，这是金融首要需要解决的问题。金融科技是给解决信息不对称提供了手段，比如大数据征信为不信任问题提供了手段。包括京东的风控，可以采集更多的数据，为解决信息不对称、不信任问题提供了途径。还有区块链的分布式记账，不可更改的特性为去中心化的信任问题提供了潜在的解决方案。原来双方不信任怎么办？我需要一个第三方机构，比如仲裁机构，比如银行，比如支付宝。未来区块链的技术由于它的去中心化，由于它不可更改的特性，为我们解决不信任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既然金融科技是金融，我们就要用金融的眼光看待它。金融有一个大的特性，它有非常严重的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从学术界的理论来讲，早在96年、99年，学术界专家提出了金融加速器的理论，非常非常小的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通过金融系统也可以起到放大的作用。如果实体经济出现一点点小的问题，负面的，资产就会贬值，抵押品也会贬值，你就借不着钱，借不着钱投资就会减少，投资减少你的资产就会进一步贬值，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他提出一个金融加速器的理论。
除了金融加速器以外，金融本身其实也有脆弱性，就是所谓的恐慌可以变成现实。假如一家银行是非常健康的银行，但比如媒体发布了一个消息说这个银行没钱了，大家就会去挤兑，那么这个银行就真的会没钱了。所以说金融体系本身特征导致了它有一个脆弱性，它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Fintech可能增大金融系统性风险，应加强适当的金融监管
我们现在谈的金融科技在我看来它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增大了系统性风险，加速了风险在不同资产之间的传染。中国的资产本来“传染性”就比较强，或者说本来联动就比较强。2015年时候的股灾特征比较明显，当时是千股涨停、千股跌停，同涨同跌，很难想象这些股票基本面都是一样的，其实基本面并不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非基本面的原因会导致这些股票同涨同跌。阿尔法的平均是2%，中国是排倒是第二的，仅次于波兰，同涨同跌的程度达到了45%，美国只是2%。也就是说，中国所有的股票资产有一个很大的趋势就是同涨同跌，受基本面的影响很大。平时40%多，2015年股灾期间的1、2个月趋势达到了60%，也就是说，同涨同跌是非常严重的。
未来的Fintech有可能加大同涨同跌。美国2010年发生过一天的时间跌了700点，但是很快弹回去了，当时就是由于计算机交易，有一笔单打下去的时候造成很多其他计算机交易的卖单。如果日后我们的智能投顾被大量的使用，有很多相类似的计算机程序化的交易在那儿，那么是不是更有可能引发类似的同涨同跌，潜在的风险是有可能的。
技术只是手段，技术是中性的，不能因为你这个产品是在互联网上卖，还是在银行柜台上卖就区分对待，应该一视同仁，要看你这个东西的实质是什么。发达国家西方国家，比如美国把P2P的网络平台定性为证券发行和销售机构，既然提供的是金融服务，你就应该服从《证券法》的规定，接受金融的监管。指导思想是我不管你的技术是什么，我只看你应用的实质，我相信这也应该是我们对于金融科技监管的一个正确的方向。包括英国的沙盒式监管，类似于我们的试点，但我不清楚这个新事物是什么样的时候，我也应该允许它发展。所以，英国沙盒监管是一个很好的模式。最近他们出的报告帮助175家企业，有的企业已经拿到了授权。
最后一点是关于监管科技。上个周末在杭州开一个新金融的会议，当时杭州有一个互联网法院的副院长向我们做了一个介绍，杭州最先成立了互联网法院，审理互联网方面的案件，而且他是使用互联网审理的方法。他们也是直接到平台搜索资料，很快的完成审理，我觉得这也是用新科技手段来监管新科技的创新，数据被应用在监管中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趋势。
Fintech的实质是金融，科技改变金融效率，满足金融需求，促进金融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但金融科技的应用也带来潜在的更大的系统性风险，应加强适当的监管，既不因噎废食，也不放任自流。我相信技术的进步能够带来更好的金融服务，助力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谢谢大家！
刘晓蕾
现为bat365在线平台网站金融系主任，金融系及会计系教授。她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学术论文曾多次获得国内外奖项，包括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美国西南金融协会最佳博士论文奖，美国西部金融协会最佳公司金融论文奖及亚洲金融协会最优论文奖等。她现在担任学术期刊金融管理的副主编（Associate Editor）。她的论文曾发表于许多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包括政治经济学杂志（JPE）、金融杂志（JF）、金融经济杂志（JFE）、金融研究评论（RFS）、货币经济学杂志（JME）以及管理科学（MS）等。她的研究领域为金融市场及公司金融，近些年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在加入光华前，刘教授曾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并取得终身教职（ten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