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研究探索了不平等的组织环境和工作投入度之间的关系。过去对于不平等的研究集中在它有害的方面。但是也有社会学家指出，适度的不平等的环境可以有效激发个体工作热情和投入度。在该研究中，通过引入组织文化这个调节变量，该研究观察了不同组织文化下，不平等对于工作投入度的不同影响。结果发现，对于持有保守文化（conservative）的组织来说，不平等的绩效环境会带来更高的工作投入度；而对于持有自由文化（liberal）的组织来说，不平等绩效会严重影响员工的工作投入。这个研究的结果为企业如何设计薪酬分配以及薪酬分配的透明度提供了新的思路。

该研究考察了许多大型企业组织都必须面对的内部决策问题：当基层员工的绩效评估和相应的奖惩必须交由中层主管去执行时，企业的高层应该给予后者多大的自由裁量权？该研究的新颖之处在于引入了一个长期被理论文献忽略、但受到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广泛支持的现实因素：除了企业的利润以外，中层管理者可能还会存在关心基层员工福利水平等社会性偏好。在这一条件下，过分开放的绩效评估和奖惩分配可能会放大中层主管对基层员工的事后纵容，并由此降低后者事前努力工作的激励。因此，如何通过对奖励级别和名额等维度的设计，在充分尊重中层管理人员的信息优势的同时，最大化评估和薪酬制度的激励效果，是重要且需严谨分析的议题。

该研究探索文化对个人行贿与组织行贿的容忍度的影响。四项问卷及实验研究发现，中国人更容忍个人行贿，而美国人更容忍组织行贿。这是由于中国文化认为集体是比个人更强大的主体，因此组织行贿多出于内因，如缺乏社会责任或追求利润；而个人行贿多出于外因，如人情、关系和“潜规则”束缚 。美国文化认为个人比集体有更强主体性，因此个人行贿多出于内因，是道德败坏或贪婪所致；而组织行贿多出于外因，如商业交易或资本逐利本性。群体及个体主体性的认知使中国相对忽视了个人在道德选择中的主动性，使美国人相对忽视了组织应承担的责任。这为政策与管理制度设计提供了启示。

仪式是社会与组织文化的载体之一，在人类建立身份认同、协调群体行为、确定规则与道德认知上发挥重要作用。该研究探索不同形式的团队仪式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没有仪式的团队，同步型和互补型仪式都显著提高了团队归属与团结感，提高了公共利益考量。但只有互补型仪式显著提高了团队创造力。可见，组织仪式（或类似活动）如果过多追求一致性、同步性、相似性，在提高群体感的同时可能抹煞个性；组织仪式（或类似活动）如能在追求一致性的同时体现个体差异与多元性，不仅可提高群体意识，还有助于激发创新。

该研究从使用某款通用协同办公软件的企业中选取两组企业，实验组企业和对照组企业分别采取不同的激励措施，助推员工个人日常慈善行为，研究员工的社会慈善行为对员工在企业内部的团队合作行为的影响。结合传统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文献，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非日常）对员工社会慈善行为（日常）的影响，以及员工社会慈善行为（日常）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非日常）的影响。

游戏是一种低成本的试错机制，无论是在校学生还是企业员工，都可以在游戏中对具有一定不确定性方向和不稳定性的过程进行实验、体验和试错。该研究从创新过程和团队合作过程等不同角度，通过游戏设计，激发员工创意思维，模拟团队创新过程，优化企业产品迭代，分析不同类型、形式和主题的创新游戏对员工创新和团队合作的影响，利用桌面游戏、电子游戏、虚拟现实技术等手段，捕捉、记录、测量和优化创新过程与效果。

当前学界对于人工智能的研究仍停留在人工智能所提供的服务上，忽略了消费者如何理解人工智能、如何与人工智能互动、以及互动所带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因此，该研究基于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基础理论和研究范式，结合营销学及管理学的研究视角和重要发现，探索消费者如何认知和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及其产品，如何在使用人工智能的过程中与之互动，人工智能技术会给消费者带来何种影响，以及这些影响的长期后果是什么。通过回答这些问题，该研究能够使人工智能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增进消费者的福祉。

该研究与某大型电商合作，重点考察在能效标识上加入电费支出信息会给消费者的购物决策带来哪些影响，进而为能源标识的设计提供政策建议。研究发现，在遏制气候变化大背景下，能效标识及更详细的电费支出信息可以增加能效及能耗透明度，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根据自身偏好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是实现公平、合理碳中和转型的前提条件。

该研究从热帖转发的角度考察社交网络中的“扩散者”（俗称“潜水”，较少创造新的内容）同“创造者”的行为差异。该研究发现，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网络密集），创造者的热帖转发行为会被抑制，而扩散者不会，其背后的原因是在这种情况下热帖会被创造者反复看到，从而激发他们的独特性需求。该发现对于社交平台企业、或者旨在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口碑传播的企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不同的用户需要被区别对待，同时企业的策略需要避免激发消费者特定的心理需求（如独特性需求等）。

该研究试图揭示休闲消费对个人投资决策的影响。市场营销理论认为，以休闲消费为代表的“享乐型”消费会增加个人的愉悦感，而心理学中“情绪一致”与“情绪保持”理论指出，愉悦的情绪会影响个人的风险偏好和投资决策。该研究提出休闲活动消费后个人投资者愉悦的情绪导致他们对于投资收益的乐观估计，增加投资，并且基于某亚洲大型银行2016—2017年投资者层面的信用卡消费与基金投资数据得到证实。本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个人投资者的行为以及提升相对应金融机构服务水平，同时在政府关心的投资者教育等议题上也有相应政策启示。

该研究通过引入消费者注意力具有稀缺性的现实考虑，建立理论模型解释定向广告的实际有效性与业界期望长期存在偏差的谜题。研究发现，由于消费者注意力有限，即使定向广告技术非常发达，在竞争压力下商家还是有可能会像大众时代的广告主一样，用铺天盖地的广告席卷整个市场，而非只对与其产品最为匹配的消费者群体发送广告。进一步而言，厌恶广告骚扰的消费者由于担心无法从海量的广告中筛选出自己感兴趣的产品信息，就会倾向于使用拦截软件完全拒绝接收广告。因此，定向广告作为一个高效的营销工具，其适用范围可能比以往研究所建议的更小。

该研究使用银行大数据探索消费行为中产生的不理性因素。研究发现消费者容易产生“发薪日效应”，即在发薪日过度消费，且具有自控问题的消费者此种倾向更为严重；同时，人们在消费过程中受到心理账户的影响，表现为同样的一元钱收入，来自工资的时候消费倾向很低（约5分钱），而来自退款收入的时候消费倾向显著增高（约7毛钱）；此外，消费具有层级结构下的社会属性，其显著受到公司上级和同级同事的影响，而不太受到下级同事的影响。

该研究通过淘宝平台的公益账单信息推送，系统性评估将所售商品设置为公益宝贝（一部分营收自动进入慈善项目）的商家在销售额等方面的变化，即研究公益活动能不能同时创造商业价值。研究发现由于消费者对公益行为的支持，公益活动能够显著提升商家的销量和对平台的好感度。

不少企业强调以人为本，意识到产品和服务人性化的重要性，但是不知道从何下手。通过实证研究和理论思考，总结出人性化的四个维度：第一是考虑人体的需要，让使用者感到安全、省力和舒适；第二是考虑人脑的需要，即确保产品使用简单方便，符合人的思维习惯；第三是考虑人心的需要，让使用者开心、愉快，有良好的体验，心理上得到满足；第四是考虑人伦和人文的因素，即产品和服务的设计要符合社会伦理道德，与文化价值观一致，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共存。此研究在四维构架的基础上开发了人性化量表，提出了提升人性化程度的具体措施。这个研究为企业优化产品与服务设计提供了借鉴。

在经济快速发展、消费不断升级的过程中，不少消费者面临“获得感难题”，具体表现在：有获得，不一定就有获得感；获得的增加没有带来满足，而是刺激了欲望的扩展，带来更多的不满足，一些消费者“消化不良”与“贪得无厌”并存；在高获得阶段，获得感可能更难达成。该研究基于对大量消费现象、营销现象的分析，探讨“获得感难题”的心理和社会文化根源，提出应对“获得感难题”的措施，通过实证研究考察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在企业层面，本研究考察在不同服务场景下“获得感难题”的具体表现及特点，探索管理客户需求、改进客户关系的有效方法。

该研究基于进化心理学中的“幼萌理论”，提出在拟人化信息系统中增加幼萌设计元素可以影响系统出错时用户对系统质量的感知。研究发现，幼萌设计元素可以显著提升用户对系统出错的原谅意愿，并有效减少出错对感知系统质量的负面影响。本研究创新性地将幼萌这一构念引入了信息系统研究领域，并探讨了这些发现对于人机交互设计的实践价值。

该研究探索了当企业将人工智能算法实现部分管理职能时可能对员工造成的影响。与现有“算法厌恶”理论的推断不同，该研究发现，当员工发现自己遭到不公正对待时，他们认为由人工智能算法做出的决策要比由人类上级做出的决定更加公平，而且影响公平感的心理机制取决于管理任务的具体属性。该研究的结果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用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实现组织管理的实践给出了指导建议。

作为一种典型的基于人际关系获取新用户的方式，“好友邀请”（customer referral）现在被全球多个行业（如：银行、酒店、共享出行、时尚）使用。在“好友邀请”项目中，产品的现有用户（邀请人；referrer）邀请他们的朋友（被邀请人；referee）使用产品，只要被邀请人接受邀请并完成成为新用户的行为（如：安装软件、发生第一次支付），那么邀请人和被邀请人都能得到一定的奖励。虽然好友邀请模式有很大潜力，也正在被广泛应用，但现有用户邀请率、新用户接受率、总体转化率、新用户消费量、新用户终身价值等多个方面都有很大提升空间。该研究从行为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改进上述目标，提高好友邀请项目的整体效率的方法。该研究的发现被应用于两个中小微企业（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中国）改进营销实践。

人们在工作中需要完成各种任务，在生活中也喜欢为自己制定各种提升自我的目标（如：学习编程，学习外语）。然而，拖延却非常普遍——很多时候失败仅仅因为“没有开始”。怎样才能助推（nudge）人们尽快开始执行任务呢? 该研究从 “对任务截止日期的感知”出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解决方案。该研究认为，人们拖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觉得任务截止日期在“未来”，不着急执行；而当人们觉得任务截止日期在“现在”，他们则更可能产生“执行倾向”。那么，怎样才能让人们觉得截止日期就在“现在” 呢？该研究提出，虽然时间的流逝是连续的，但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却可以是分段的（categorical）。人们通常利用一些分类线索（如“五一劳动节、自己的生日、新年”等有意义的日期）把未来的时间分为“现在”和“未来”。如果截止日期在分类线索之前（vs.之后），人们就会觉得截止日期和“（真正的）现在”处于相同（vs.不同）的时间类别中，而产生更高的执行倾向。基于上述分析，该研究设计了一系列的改变人们定义“现在”和“未来”的方法，帮助人们尽早开始任务。这个研究启发了全球一系列助推项目，帮助人们尽早开始执行重要的任务；比如促使低收入人群尽早开始储蓄（印度），促使吸烟人群尽早参加戒烟项目（新加坡），和促使糖尿病高发地区的人们早日完成糖尿病筛检（卡塔尔）。

该研究在Amazon Mechanical Turk平台开展实验探究消费者的直方图偏误（histogram distortion bias, HDB）。实验要求参与者对评分均值相等，但直方图分布不同的电影间进行选择，研究发现消费者对平均值的认知容易受到直方图分布的影响，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有正向HDB但评分均值更低的选项。HDB的存在导致消费者决策机制的扭曲和次优选择。以直方图为代表的图像形式的决策辅助可能导致消费者对实际概率分布的认知偏差。实验结果与传统均值-方差理论预测的理性决策结果相悖。

该研究在快手APP开展实验探索好友推荐功能对用户行为的影响。实验将APP的新用户随机分为两组，一组关闭好友推荐功能（实验组），一组不受此实验影响正常使用APP（对照组）。实验发现好友推荐功能扩大了用户的个人中心网络、增强了互动、提升了个人中心网络的密度和多元化程度。好友推荐功能还提升了用户在APP中的参与度，内容发布、内容浏览量和浏览时长均得到提升。实验还发现好友推荐功能对年轻用户、男性用户、大城市用户和刚开始建立个人社交网络的用户影响更大。

该研究从相关消费者行为理论出发，探究在线电子商务平台上采集的消费者行为及评分数据中偏差的来源，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带有去偏机制的推荐方法。这一研究有助于理解用户与智能系统进行交互的机理，从而帮助企业形成更为准确的用户洞察，进而制定商业策略。

这是与某集团合作正在推进中的一项研究，旨在信贷市场中研究有行为偏误的用户、多元利益诉求的机构、以及充分竞争的平台等多智能体之间竞争合作的博弈机制。该研究能上顶向下带来一系列的突破，包括但不限于更好的商业模式机制设计、更好的定价策略设定等。通过建立一套可行的多方博弈框架，在宏观层面上，有助于平台在行业层面设定更好的商业模式机制，不仅利于平台本身，也利于整个行业生态；微观层面上，有助于更好地识别各参与方的动态变化，制定更优的动态策略，有助于业务的提升。

该研究通过改变信息处理的流畅性（fluency）来助推个体的慈善捐赠行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遇到慈善募资的信息，什么样的信息呈现方式会增加个体进行捐赠的意愿呢？该研究发现，当捐助信息缺乏认证等信誉线索时，字体流畅的信息（相较于不流畅字体的信息）会促进人们捐款意愿；然而当捐助信息有高信誉保障时，字体不流畅的信息呈现方式（相较于流畅的信息）能提高人们捐助的意愿。这是因为流畅的信息给人们带来安全感，继而产生信任，然而当安全感已经得到保障时（即信息中已有高信誉线索时），不流畅的信息使得人们认知到受助人的情形更为艰难，故捐助的意愿得到提升。该研究的结果可以帮助互联网公益平台更加有效地助推捐赠行为。

利用16-17年部分城市住房“限购令”作为准实验，该研究发现距离限购城市近的中小城市（处理组）外来房产需求和房价，相对于距离限购城市远的中小城市（控制组），在事件后明显增加。虽然“限购令”并未影响处理组城市房租，但是租房者群体的消费明显下降。有房者群体和本地人群体的消费在“限购令”的外溢事件后明显上升。该研究的结论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加强住房市场政策的区域协调，这样的政策协调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建立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并有利于消费方向的共同富裕。同时，消费行业应关注经济不平等对于需求分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