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泗清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六稳六保”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欧美新冠疫情二次暴发，全球经济发展面临更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保居民就业的任务更加艰巨。要实现稳就业的目标，不仅需要政策扶持，更需要创新的勇气和各种配套的改革措施。

我们需要思考：在就业形势严峻的危机中，新机在哪里？在社会经济转型带来用工模式与就业模式转型的变局中，如何开新局？在中国经济实行“双循环”战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大背景下，居民就业的新机会很多、新局面可期。特别可喜的是，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培育就业新机、开创就业新局提供了强大的新动能。只要我们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优势，打造和优化就业新模式，就一定可以开拓居民就业的新天地。当然，要将美好的愿景变为现实，还需要提高认识、深入研究新就业模式的特点，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促进新就业模式成长壮大。

一、正确看待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已成为近年来出现频率最高的热词之一。根据研究机构的预测，2020-2025年期间，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速将保持在15%左右，并且数字经济规模在2025年有望突破80万亿元，届时占中国GDP比重将达到55%。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们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欢欣鼓舞的同时，也有一些人担心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和原有的就业岗位造成冲击。毋容置疑，这种冲击确实存在：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会带来机器代替人工、部分岗位消失的现象，一些人会因此而失去原来的工作；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很多新岗位对劳动者的数字技能提出了新要求，一些劳动者因为数字技能不足而难以进入新的就业岗位，数字技能差异也扩大了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带来了巨大的数字鸿沟。

正视冲击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要拒绝新技术。保就业不等于保所有的传统就业，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也无法稳就业。对于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就业的问题，必须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来分析。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方向，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影响，正是这种先进生产力的冲击，可以促进中国企业的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使中国经济迈上更高的台阶，从而带来更高质量的就业。中国信通院、波士顿咨询等机构的研究表明，虽然数字技术对就业确实有一定的冲击，但是其对于就业的促进作用和激活效应仍将大于消减效应。

数字经济对就业的积极作用至少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数字经济本身就业吸纳能力强，带来很多就业机会。数字经济为就业市场带来新变化，使就业方式更加弹性化，并催生出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例如，2019年微信带动就业机会2963万个；2018年，滴滴平台在国内共带动1826万个就业机会，其中包括网约车、代驾等直接就业机会1194.3万个，还间接带动了汽车生产、销售、加油及维保等就业机会631.7万个。

第二，数字经济促进新消费，不仅带来消费的增长，而且围绕新消费产生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例如，美团外卖平台上活跃商户的数字化运营人才需求总量在279-558万人之间，岗位需求潜力巨大。

第三，数字经济可以提升传统就业模式的效能。数字经济带来了工作世界的巨大变化，为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高效率配置提供了新动能。例如，根据北京市发改委的统计，2012年北京市出租车单车月均行驶里程约7480公里，月均载客里程约5088公里，这就意味着北京市每辆出租车每月有2400公里是在“空跑”，出租车司机近三分之一的时间“费力不讨好”。通过接入网约车平台，传统的出租车可以提高运行效率，减少在大街上的空跑率。2020年11月，高德宣布启动“好的出租”计划，平台将以统一的服务标准，向巡游车和网约车公平派单，一年内帮助100万辆巡游车完成巡网融合改造、300家巡游车企业数字化升级，帮助司机收入增长30%、车辆空驶率降低20%。

第四，数字经济可以改善劳动者的工作方式与工作环境，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在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中，给庄稼施肥打农药都是人工进行，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存在农药中毒的风险。借助数字化技术，采用无人机施肥施药，不仅可以避免重复喷洒，效率比人工提高近70倍，而且确保了人员安全。随着农用无人机的发展，一些原来开拖拉机、打药的农民，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无人机飞手，他们不用“下地”，而是在树荫下操作无人机，成为“会开飞机的职业农民”。

第五，更重要的是，借助数字经济的赋能，可以开创“新就业模式”，更有效地解决就业难题。

二、深入研究新就业模式的特点

“新就业模式”是指通过数字经济的赋能，以更加市场化、更加灵活高效、更加智能化、更加人性化的方式来实现人与工作任务的连接，实现劳动力要素的优化配置。传统就业模式是“公司＋员工”、劳动者与固定工作岗位匹配的“一人一职”的雇佣方式；新就业模式则是“平台＋个人”、劳动者的时间及技能与工作任务匹配的“按需招聘”的弹性就业模式。

在世界范围内，“新就业模式”已经成为企业用工的新趋势。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随着新经济的发展，零工经济应运而生，利用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快速匹配供需方，形成了灵活的新工作模式。据报道，2019年日本、美国企业界灵活用工渗透率已分别达到49%和42%，以谷歌为例，截至2019年3月，谷歌大约有12.1万名临时工、供应商和承包商，而其全职员工只有10.2万人。《斯隆管理评论》与德勤咨询合作完成的调研表明，“未来的数字化机构需要依靠两种人才模式来维持运营：一种是灵活的‘按需招募的人才’，只要公司需要就可以招过来，另一种是核心员工。”与前一种用工模式相对应，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Work Market，经营着一个自由用工管理平台，能基于公司的当下需求帮公司招募专业人才。

在灵活用工方面，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还有明显差距，中国2019年的灵活用工渗透率仅为9%。不过，我国“新就业模式”的发展越来越快。例如，微信生态内涌现的新就业形态以互联网为基础，呈现出雇用关系灵活化、工作内容细分化、工作方式弹性化、工作安排去中心化等特点，创造了大量兼职就业、灵活就业岗位，为用工与择业带来了新变化与新趋势。调查显示，2019年微信带动直接就业机会中兼职就业达1519万个，占总直接就业机会近六成。

2020年，新冠疫情的突然暴发促进了“新就业模式”的发展。企业之间“共享员工”的推行，不仅让员工“过剩”的企业与员工“紧缺”的企业密切合作共克时艰，而且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新就业模式”可以实现劳动者、企业和社会的多方共赢。对劳动者，可以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加灵活的工作安排；对企业，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灵活用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对社会，可以实现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智能化配置，提高整体就业水平。

总的来说，“新就业模式”还处于探索、成长阶段，要发展壮大，需要多方面的变革创新，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通力协作。

三、促进新就业模式成长壮大，开创就业新局面

如上所述，保就业不等于保所有的传统就业，要真正实现稳就业的目标，必须在变局中开新局，多策并施，促进新就业模式成长壮大。具体来说，需要从六个方面来积极推进。

第一，“新就业模式”需要数字化赋能。借助数字化手段，大企业在用工上更加灵活，小微企业也找到了创业的新路径。例如，“中国民营超市第一股”步步高集团自2018年开始与腾讯合作，开启智慧零售变革，在工作中发现了用工需求波动大的真实痛点，通过数字化手段，做了一个如滴滴一样的系统“小步用工”，动态发布用工需求、员工可以抢单，很好地解决了用工不匹配的问题，超市临时工比例从曾经的5%，增长到现在的12%至15%，门店人效提升30%，给企业和员工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在河南四线小城，回乡创业的王如意借助公众号、小程序经营坚果生意，获得了超乎想象的回报，也带动了当地的就业。

第二，“新就业模式”需要就业观念的变革。在传统的观念中，有固定的工作单位、有长期稳定的收入才算得上是“好工作”，为大多数劳动者提供了这样的“好工作”才算得上是“稳就业”。其实，稳就业的根本是保证居民收入的稳定，只要有足够的收入，完全可以采取灵活的形式来实现稳就业的目标。正如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如果要实现“人人有（自己的）住房”，难度很大，但是如果将目标调整为“人人有房住”（自购房、租房、共有产权房等都可以），就简单很多。另外，在灵活用工成为社会发展趋势的情况下，还以传统的眼光来鄙视“临时工”，也是很落伍的观念。

第三，“新就业模式”需要就业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培养劳动者的“数字技能”。数字化技术往往被贴上“高新科技”的标签，让学历不高的劳动者望而生畏。其实，真正伟大的技术应该是以人为本、平易近人的，即使在初期很复杂，发展成熟后也会进入平常百姓家。在广东，已经有很多以前在流水线上从事简单劳动的“厂哥”经过适度的培训后涌入小程序流水线，加入“码农”的行列。相关企业和组织应该响应时代的需要，促进数字技术的平民化和数字能力培训的平民化。以植保无人机为例，一些年纪较大的农民曾经因为难以操控而拒绝使用无人机，面对这种情况，极飞科技对无人机进行了技术升级，使操控极简化：只要一个背夹、一部手机，即便是以前没有无人机操作经验的人，也能立马上手操作。“新的操作系统设计得很简单，只要会发微信红包，你就会操作无人机。”极飞科技还创办了极飞学院，通过移动互联网远程授课和遍布世界各地的培训网点，结合线上理论与线下实践，高效传播无人机和农业生产知识，培育现代化农业人才。

第四，“新就业模式”需要用工制度的变革。在传统雇佣模式下，劳动者是单位的员工，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从用人单位获取报酬和劳动保护。新就业模式的用工方式具有任务化的特征，这种任务化模糊了用工关系的继续性、人身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及经济从属性，导致了去劳动关系化的现象。面对这种变化，企业组织和相关部门都需要对传统的用工制度进行改革，以预防和解决可能产生的问题，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

第五，“新就业模式”需要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在传统的“公司—员工”模式下，企业往往采取科层制的组织形式，分工明确、上下级关系清晰、有组织文化的引领、有组织制度的约束，以确保组织的正常运转。在新就业模式下，企业往往采取任务团队的组织形式，没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工作中不同人之间需要更多的平等协作，却可能缺乏共同的组织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增进合作、提高效率，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第六，“新就业模式”需要劳动法规及保险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现存的劳动法规和保险制度基本上是与传统的用工制度和传统的就业模式相适应的。随着新的就业模式的普及，立法与司法等部门如何回应零工经济等新用工方式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挑战，成为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总之，数字经济为稳就业提供了大量的新机会和强大的新动能，同时，“新就业模式”的出现也带来了一系列新挑战。要有效应对挑战，需要积极的心态，需要长远的眼光，需要科学系统的分析，更需要全面的配套措施。

本文首发于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理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