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国群

每年，中国有约1200至1300万对新婚夫妇登记结婚。结婚消费在过去40年当中增长超过了百倍，婚礼产业是一个朝阳产业。本研究关注的问题是，过去近50年来中国结婚消费发生了哪些改变，哪些是没有变化的，特别关注的是结婚消费支出如何在男女原生家庭中配置，以及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一、男方家庭结婚消费的支付比例远高于女方家庭

目前，尚没有针对结婚消费的专门理论，与之相关的是有关彩礼和嫁妆的学说。针对彩礼，有学者提出了“婚姻补偿说”，婚姻意味着一个劳动力从女方家庭转移到男方家庭，所以男方家庭需要补偿女方家庭，显然，这种理论或许适合欠发达的农村而不适合解释城市结婚消费。第二种是“代际财产转移说”，结婚需要置办家庭基础设施，需要上一代来资助，此学说虽然比婚姻补偿说适用面更广，但也无法解释为何男方家庭比女方家庭支付更多。还有一种理论是“符号象征说”，即男方通过支付更多彩礼，彰显其家庭财富和地位，这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解释，很难证伪。所有这些理论很难解释本研究关心的核心问题，即一直以来，为何男方家庭支付的比例远远高于女方家庭。

二、访谈与调查——不同年代结婚消费的变化

本研究的家庭访谈样本的时间线从70年代开始，每个年代访问4至5个家庭，采用面访和电话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既了解到婚庆消费基本情况，包括直接婚庆消费（婚庆期间的消费）与间接婚庆消费（围绕组建新的家庭的消费，比如购房、购车、购买家用电器等）、男女双方家庭负担比例、具体消费结构、婚房、酒席摆设等，又了解到不同年代的婚庆消费特点，为下一步设计调查问卷打下基础。

经过访谈研究发现，70年代到90年代结婚的家庭“住房支出”较少，但2000年代中期以后，新婚用房消费成为新婚家庭最大的支出；婚庆庆典由简单到隆重，酒席规模和档次日益提高；结婚消费结构的重心由最初的实用型产品向象征性和彰显家庭地位的产品与服务转化；在结婚消费支出中，男方家庭通常负担更大的比重；在同年代结婚的家庭中，其消费支出的规模与结构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有的家庭很讲究排场，但也有一些家庭相对办得比较简朴。

针对在全国范围内发放的1203份调查问卷的研究分析，若按1978年不变价格（不变价格是用来计算一定时期内不同年份的商品价值指标而规定使用的某一固定期的价格，旨在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来计算，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家庭平均直接结婚费用从80年代的1555元增长到2010年后的16897元，增长约11倍，与同时期GDP增速同步，间接结婚费用的增长从80年代的2986元增长到2010年后的144695元，是当期人均GDP增速的约3倍，见表1。

表 1 不同年代平均直接结婚费用与平均间接结婚费用（1978不变价格）

城镇家庭结婚消费支出出现了两个大的拐点，80年代相对于70年代增长了5.2倍，2000年代相较于1990年代增长了4倍。在消费结构上，直接结婚消费支出中，婚宴消费占比超过50%，长期呈下降趋势。

男方家庭置办酒席的比例比较稳定，女方家庭置办酒席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可能的原因是，结婚的两个人在不同的城市，或者他们的的父母在不同的城市，所以女方办酒席的比例越来越高，见表2。

表 2 不同年代平均婚宴开销（按1978年不变价格）

在结婚消费承担比例上，男、女家庭呈剪刀差式扩大，在结婚消费支出中，男方家庭负担比重从80年代的19%上升到目前的51%，女方家庭负担比重则基本维持在10%左右，见表3。

表 3 结婚费用中男女双方原生家庭分别负担的比重  

三、“婚姻挤压”与“信号投资”导致男方家庭承担更多结婚费用

婚姻挤压由三个因素决定，分别是出生人口性别结构、人口年龄结构和男女婚龄差，可以通过这三个指标来确定婚姻挤压的程度以及判断是男性婚姻挤压还是女性婚姻挤压。目前我国处于男性婚姻挤压，而印度处于女性婚姻挤压。

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约有2000万婚龄男性找不到配偶。到2050年，预计有3000万人终生找不到配偶，基本集中在农村。在城市当中，受到婚姻挤压的对象往往是条件非常好的女性。总体而言，在男性婚姻挤压背景下，男性要找到适意的配偶，需要付出更多经济上的努力，以此排除“竞争对手”。这种基于“供需”和“竞争”的解释，或许能部分解释为何我国男性原生家庭比女方家庭支付更多结婚费用，但这一解释至少存在两个局限。一是缺乏“理论张力”，二是不能解释在我国“高端”女性受挤压的人群中，为何也存在男方原生家庭支付更多的现象。

基于婚姻市场信息不对称和女性追求更大程度“婚姻稳定”的现实，我们试图用信号投资理论来解释为何在我国男方家庭支付更多的结婚费用。一方面，相较于男性，女性在婚姻市场存在更多的信息不对称。这是因为，男性择偶时，更看重诸如外貌、身材、家庭与教育背景等显性特质，而女性更重视男方是否有责任感，是否忠诚等隐性特质，女性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一方。另一方面，由于在亲本投资方面的差异，男性在见到适意的女性后，更希望尽快进入婚姻契约；女方则由于看重未来长期、稳定的婚姻关系，对是否选择特定的男性作为终身伴侣存在更多的犹豫和迟疑。在此背景下，男方原生家庭更多的投入，或称之为“信号投资”既可以起到排除“竞争”的作用，也为女方进入婚姻契约提供“担保”。

根据对2000年以后北京、武汉两地471个结婚家庭的调查，我们试图验证基于“信号投资”理论所推演的一系列假设。初步发现，恋爱期长度与男方家庭支付比例呈反比，恋爱期可以让女方更了解男方，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需要男方做出的担保更少；女方受教育程度越高，男方家庭支付比例越低；男方家庭在间接结婚费用中的占比高于男方家庭在结婚总费用中的占比，住房、财产等间接结婚费用可以给女方更大的保障；“婚姻匹配”程度反向影响男方家庭在间接结婚费用中的支付比例，即夫妻教育程度差异越大，男方家庭在间接结婚费用支付比例越高；相比2011年前结婚的家庭，2011年后结婚的家庭，男方原生家庭在购房款支付份额下降。上述发现，均与信号投资理论的预测一致。

基于这些发现，我们相信，“信号投资”理论或许能更好解释清楚我国城镇结婚消费中男方家庭承担大部分结婚费用的原因。后续我们将进一步到福建晋江等拥有“女方家庭支付较高的结婚花费”传统的地区，以了解这在当地是否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果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猜测，从长期看，男女原生家庭给予子女的资助可能是接近的。当然，这都需要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去理解和核实。

    作者单位：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光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