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感言

师说丨面向21世纪创业观及其启示

时间:2019-09-04

引言

2019年7月下旬,我们有幸与学院MBA项目《国际商务方略》课程部分选课同学一起,在爱丁堡大学商学院参加了为期五天的《创业的重新定向》课程。期间,爱丁堡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和实践专家为我们讲授了社会企业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框架和爱丁堡的实践经验;同时还组织我们参观考察了当地积极参与社会企业运动和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机构和企业。总体上看,这一课程的内容类似于国内学校讨论的社会企业、公益管理、可持续发展、绿色金融、碳交易和低碳经济等主题。虽然在主题层次上算不上耳目新,但是爱丁堡的学界与企业界对这一领域的倾情投入与身体力行还是让人感到强烈的震撼。回顾这一周的学习和参访,深感受益良多。在这份随行教员总结中,我们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汇报。第一,爱丁堡创业重新定向的课程的主要议题是什么?第二,为什么创业的重新定向是大势所趋甚至历史必然?第三,爱丁堡的创新重新定向思维对我们有何启示?希望这些学习体会对学院MBA项目领导了解该课程的价值以及对未来参与该课程的同学的学前准备有一些帮助,同时也希望能够引发关注我国创新创业的人士,特别是希望从社会创新的角度进行创业的人士,产生些许的思考甚至启示。

1、创业重新定向指的是什么?

在课程中,爱丁堡社会企业网络机构的Hodgson先生介绍了爱丁堡社会创业的兴起。这里说的苏格兰社会企业网络是一个支持社会企业的公共机构,在全苏格兰共有18个社会企业网络的分支机构为社会企业的发展提供信息、培训、顾问和宣传等服务。爱丁堡的社会企业网络机构是全苏格兰最大的。根据这位先生的说法,苏格兰的经济结构分为私人部门、公共部门和第三部门,其中的第三部门包括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和社会企业。苏格兰的各级政府都设立了第三部门局来扶植和支持社会企业和公益事业。

社会企业在我国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人们对社会企业的概念已经并非陌生。那么,苏格兰所说的社会企业是什么样的呢?在他们看来,社会企业与“唯利是图”的私有企业的差别是“起点”和“终点”不同。所谓的“起点”不同即设立的目的不同,需要有直接解决社会问题的成分;所谓的“终点”不同即利润的去向不同,如不能向投资人分配利润。但是就“中间”的业务过程而言,社会企业与私有企业是完全相同的,即社会企业也是要追求盈利目标的。正是社会企业的这种盈利动机使之区别于志愿者组织和慈善机构。因此,社会企业是一个在市场上从事商品和服务交易的企业,这与常规意义上的企业并无二致;但是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解决社会问题或环境问题。无论法律形式如何,所有社会企业的章程都要求利润要再投入企业或者分配给所服务的目标社区,不能分给企业主个人、股东或投资人。在社会企业解散时,资产要再投入具有类似目的的另一个组织。这就是所谓社会企业的“资产锁定”特性,这也是苏格兰社会企业有别于私有企业的决定性特征。此外,社会企业的组建和管理要清晰透明,尤其是对其所服务的目标社区更要如此。同时,社会企业与公共部门的界限也是清晰的,即社会企业不能从属于公共机构。当然,社会企业所奉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肯定要强调以价值观为基础、员工友好型雇主、民主管理以及授权与合作。可见,苏格兰所受的社会企业与我国所说的社会企业很不一样,特别是苏格兰对社会企业是有清晰定义的,不存在模棱两可的现象,既不会出现打着社会企业的名义获取公共利益的余地,也不会出现“因为共享单车旨在解决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因此属于社会企业”的论调。

根据爱丁堡大学教授和社会企业家嘉宾提供的证据,爱丁堡的社会企业近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从2013年到2017年,爱丁堡的社会企业从120家增加为300多家。其中73%是独立的社会企业,87%的社会企业面向公共部门销售(对49%的社会企业而言,公共部门是其主要市场),这些社会企业71%的营收来自常规的市场公平交易。爱丁堡的社会企业营业收入总额在2017年的水平是2013年的三倍左右,社会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的增长既源于社会企业数量的增加,也源于各个社会企业平均营收的增长。社会企业的规模通常很小,有四分之一的社会企业的客户量不到200个;但是,这些社会企业都很有活力。近年来,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看似帮助政府解决公共问题的企业,不管是采取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PPP还是双创浪潮中的“2G”商业模式,其强烈的商业动机不仅不利于市场公平交易原则,同时也不利于鼓励我国相关领域社会企业的健康发展。

在社会企业的讨论基础上,爱丁堡大学商学院的K. Amaeshi教授介绍了可持续创业的兴起。按照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指的是在满足当前需要的同时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他们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方式。可持续创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过去的经济发展方式引起了许多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方式需要同时兼顾经济、社会与环境三个方面的需要,通过利用兼顾多方面需要过程中的机会并管理相关的风险来创造长期的股东价值。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负责人的发展方式,因为它需要对发展带来的各方面影响进行管理。在从事商业活动过程中,企业在创造财务业绩的同时,也会影响到供应商和客户、员工与社区、股东和政府等多个方面的利益,相应地就会产生经济影响、社会影响、环境影响和税收影响。这些影响的维度包括企业的利润水平、员工的收入、人们的健康、青少年的教育、员工权利、社会阶层的融合、温室气体排放、碳平衡、能源危机、水土污染、地下水位下降、土壤的沙漠化、生物多样性、垃圾处理、税收和商业贿赂等等诸多方面。具体案例数不胜数,如英国饮料公司帝亚吉欧在印度、泰国和韩国等地贿赂政府官员来谋取税收优待问题、GAP在印度的血汗工厂问题、谷歌亚马逊和星巴克在英国的偷税问题以及大众汽车的尾气门事件等等。因此,可持续创业可以看做是一种对发展结果或影响的管理。同时,可持续发展也是一种思维模式或者说心态。从起点看,可持续发展理念来源于系统化思考的各个因素之间的关联意识、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公平公正意识、着眼于未来的创新创造与变革意识以及公开透明的责任意识。在这方面,许多创业家的理念与企业的使命可以提供鲜明的注释。如惠普联合创人派卡得所说:“我认为很多人都错误地认为公司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赚钱。尽管挣钱是一个公司存在的重要结果,但我们……终究会认识到一群人在一起工作并以一个我们称之为公司的机构形式存在的目的是他们能够以集体的方式实现一些他们作为个体不能实现的目标——即他们要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这听起来有些陈词滥调但确实是最根本的。”与此相呼应,很多公司的使命陈述也反映了类似的声音。如微软的使命与价值观是“帮助全世界的人们与企业实现其潜能”。壳牌公司的目标是“在经济、社会和环境各方面都可持续的方式来满足社会的能源需要——现在和未来”。诺华的使命是“发现、开发和成功地销售创新产品来预防和治愈疾病、减轻痛苦并提高生命的质量”。

按照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引,企业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链管理。可以说,价值链中的各项主要活动和支持性活动都需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理念进行重新调整。例如,在价值链的主要活动中,运营环节需要关注排放和废料处理问题、能源与水的消耗问题以及危险原料的使用问题,在售后服务中要关注废弃产品的处理和废料的处理问题等。在价值链的支持性活动中,员工管理需要更加关注公平待遇问题、工作安全条件和健康问题,在技术开发环节要关注产品安全、原材料保护和循环利用问题等。

由此可见,爱丁堡游学中的创业重新定向主题作为一种理念所倡导的是社会企业观和可持续创业观,其先进之处在于跳出了传统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狭隘的利润最大化和价值最大化的藩篱,从强调为股东创造价值到强调为社会创业价值,重视为利益相关人负责,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的扬弃。这种发展理念的本质是在全社会的结构框架与基于终局思维的长期视角的交叉点上重新定义企业的角色,强调企业的社会使命和历史使命,应该说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先进成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明色彩。因此,其理论主张和实践经验值得关注和学习。

2、为什么社会企业和可持续创业是大势所趋?

以社会企业和可持续创业为代表的创业的重新定向观念并非一个潮流时尚,而是大势所趋甚至是历史的必然。首先,传统资本主义的发展理念导致的现实困境促使人么寻求未来的出路。近年来,即使是西方学者也已经注意到当前世界上从来没有这么多的社会在按照强调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和强调利润的资本主义体制运行,因而导致了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盛行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加剧,引发社会动荡四起和自然生态危机的恶化。所以,这些学者开始反思资本主义的前途。他们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体制是建立在资源稀缺性和货币化配置资源和分配财富基础上的,通过对知识产权和对稀缺资源的控制来谋求利润的最大化,这导致了诸多问题。例如,传统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财富分配的不平衡和不平等已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统计表明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8个人的财富与全世界人口中最贫困的50%的人口的财富是相当的,也就是说8个人可以支配相当于35亿人口的财富!同时,由于新一轮技术进步带来的自动化对员工的就业方式和劳资之间的雇佣关系产生的影响不同于以往,所以即使从全球角度看,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GDP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却没有看到工作机会的增加和员工收入的增长。换言之,表现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自动化等方面的技术进步引发了生产率提高与人们福利水平之间的脱节。而在过去的各轮技术进步浪潮中,不管是印刷机或蒸汽机的出现还是电话或电脑的诞生,生产率的提高与人们福利的增长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促进的。这些严重的现实困境清楚地表明传统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面向21世纪创业的新方向必然是为那99%的人们创造工作的机会,为他们创造值得期待的未来。

其次,传统企业发展的外部性引致的市场失灵呼吁从更广泛和更长期的视角审视经济发展的逻辑。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看,创业的重新定向是外部性管理的必然结果。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需求与供给的互动以看不见的手的方式分配资源过程中会产生外部性。经济学中的外部性指的是在生产活动或消费活动的成本或收益问题上,社会承受的成本或得到的收益与生产者或消费者承担的成本或得到收益经常是不一致的,从而导致成本或收益的溢出效应或第三方成本或第三方收益问题,即带给第三方没有补偿的成本或没有支付的收益。因此,这种外部性可能是正的积极的第三方收益,也可能是负的消极的第三方成本。以负的外部性为例,由于外部成本的存在,社会承担的边际成本等于私人边际成本与外部边际成本之和,因此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边际私人成本。因此,从社会角度看的均衡产量就会低于从私人角度看的均衡产量。换言之,对社会最优的经济活动水平会将低于对私人部门最优的经济活动水平。相应地,从社会角度看均衡价格也将高于从私人角度看的均衡价格。这种社会最佳经济活动水平与私人最佳的经济活动水平的差异就会导致社会福利损失。其实,人类经济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就是这种外部性的最基本表现形式。正如前文所说,基于社会企业和可持续创业的重新定向需要管理企业活动所产生的结果或影响,而这种影响管理的本质就是外部性管理或治理。

外部性管理应该成为企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企业在谋求利润过程中虽然会带来创造工作机会、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消费者需求和增加税收等积极效应,但是同时也会产生污染、环境恶化、气候变化、资源耗竭、公共健康危害和欺诈等消极外部性后果。在对外部性或对企业经营影响的公司治理问题上,由于传统理念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因此企业并不需要考虑这些外部性的管理。近年来兴起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是一种外部性的企业治理机制。欧盟委员会在2011年对企业社会责任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即企业对其社会影响的责任。也就是说,企业有责任对其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性做出积极的反应。在这一机制下,企业在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改进员工工作状况和促进员工福利的同时,通过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减少或降低环境恶化等方面的负面代价,加强对消极的外部性的管理。这种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行为对企业而言也可以产生积极效应,因为企业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声誉、促进员工生产效率、增强客户忠诚度、改进社区关系和进行风险管理来间接地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换言之,可持续创业与发展的理念是将企业自觉将外部性的影响进行内部化的过程。

企业将外部性影响内部化的过程需要制定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战略。爱丁堡游学中关于创业的重新定向的讨论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在企业战略的基于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内生性问题。也就是说,对于企业而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履行社会与环境责任的实践并非企业可以选择的额外的公益活动或好人好事,而是企业从事商业活动的前提基础和正常路径,是体现和遵守经济公正与社会正义的核心要求。因此,在企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问题上,正确的做法是可持续应该引导战略而不是相反。换言之,企业不应该在发展战略中嵌入可持续理念,而是应该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中嵌入战略。这与传统的企业战略观很不一样,因为战略不再是一个纯粹商业的决定与选择,而是要以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作为约束条件。在这一过程中,可持续发展与盈利性目标是企业两个平行的目标,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协同也可能相互排斥。换言之,可持续发展作为企业生存的独立约束条件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可能有利也可能不利。当然,企业在最大化兼顾可持续发展和盈利目标的过程中将需要运用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实现最大的协同或最有效地降低互斥。这意味着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不可妥协的,不能针对性地情景化应对,也不能采用多重标准。当然,可持续发展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因此,一时一地的可持续发展的表现形式可能千差万别,但是本质一致。

此外,从理论的角度看,除了爱丁堡游学中讨论的市场失灵问题,公共选择学派所讨论政府失灵也是社会企业与可持续发展应运而生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和苏格兰经济结构中所谓的“第三部门”的含义是一致的。

3、爱丁堡的创业重新定向思维对我们有何启示?

爱丁堡游学的课程与机构参访引发了我们的很多思考,至少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启示。第一,创业的重新定向对我国的创新创业浪潮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应该说,我国近年来的双创浪潮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出现了很多家在全球都具有重要影响的互联网企业,而且还有更多的年轻人正在涌入创业的大潮。但是,如果浏览一下有关当今创业者的新闻,四处可见的都是竞争思维,最流行的概念大多是流量、颠覆、速度、崛起、赶超、前沿、溃败、控制权等充满动荡色彩的词汇;很少见到同理心、正念、诚心和意义感等符合创业重新定向的成分。同时,各级地方政府在发展本地经济过程中也非常重视鼓励创新创业,积极发展各式各样的具有潜在产业集群效应的高新区。对此,美国百森商学院的艾森伯格教授的观点值得关注。他指出,世界各国政府都意识到创业可以转变经济,但是它们的大多数刺激创业的努力都是浪费在实现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即想要创造另一个硅谷。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创建创新型经济的精确的唯一的模式。他建议各地政府不再仿效硅谷模式,而是根据当地条件打造生态系统;不要过度设计产业集群,而是帮助它们有机自然地成长。考虑到我们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生态环境的紧迫性,理应存在众多的建立社会企业和落实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因此,政府可以把鼓励社会企业发展作为双创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社会企业成为创新创业的重要分支。以近年来在我国双创大潮中备受资本热捧的共享单车为例,在业界大咖呼吁共享单车因为旨在解决社会出行难题因此应该授予社会企业奖的论调仍然余音绕梁之时,共享单车作为一个现象却坠入了寒冬。可是,共享单车的残值却以非商业的公益模式在缅甸体现了自己价值。这些反差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企业在我国的定义不清和共识缺失的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创业过程中的视野狭窄的现象。

第二,创业的重新定向需要具有同理心的前瞻性领导力。如前文所述,社会企业和可持续创业代表着21世纪创业的新趋势,创业活动所要创造、获取和分配的价值中既有财务价值也有非财务价值,而且非财务的价值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因此,创业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商业活动,也是一个促进社会变革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要让创业超越传统的纯粹的经济意义。随着近200年来经济的有效发展,从经济活动总量看,当前的后资本主义时代已经进入了富裕社会,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和新组织形式解决日渐加剧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应该也必须成为未来创业活动的主旋律。这就需要社会发现和培养符合需要的领导者,建立领导力的新模式,让今天与未来的领导者能够具有同理心、正念和诚心,而不仅仅是谋求建立唯利是图的企业组织。如波特等人在2011年HRB文章中说:“并非所有的利润都是一样的。包含社会目标的利润反映着资本主义的高阶形式,创造了公司与社区繁荣的正循环。”因此,未来的企业组织需要具备SMART特征,即平衡社会、环境与经济关系的可持续(S),符合各方利益相关群体根本诉求的意义性(M),利于产业与社会变革的适应性(A),无条件地做正确的事情的责任性(R),以及通过坚持战略目标来持续创建显著声誉和社会资本的可信赖性(T)。建立SMART组织强烈呼唤具有终局思维的具有同理心的领导者。正如爱丁堡大学商学院就读的陈博士所说,当今与未来的创业,不仅运用“看不见的手”,更需要“看得见的心”。

第三,创业的重新定向需要加强基于系统化思维的生态建设和文化培育。社会企业的建立与可持续创业的发展是一个过程,需要支持性的环境与生态,而这种生态系统包括人才、市场、政策、资金、文化和基础条件等多个方面。在爱丁堡游学过程中,我们经常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英国特别是苏格兰的爱丁堡会成为公认的社会企业发祥地?为什么爱丁堡大学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影响如此广泛以至于总是引领世界?我们这里怎么样才能成为这样的引领者?除了政策引导和融资渠道等因素的作用,历史文化及其所影响的人才理念以及市场偏好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M. Roy等人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提供的解释对此很有启发。我们熟知的空想社会主义运动的起源地之一就是苏格兰。150多年前的罗伯特.欧文不仅对未来的理想社会进行了思维构建,而且还遵从其空想社会主义理念进行了许多实践。他在苏格兰建立的纺织厂非常关注员工的福利,以批发价向员工出售廉价产品让员工获利,这些实践使欧文被尊称为合作社运动之父,也可以看做是最早的社会企业家。从技术进步角度看,当时的工业革命带来了大机器生产方式导致刚刚离开土地和牧场的员工面临着恶劣的工作条件,这在客观上鼓励了劳工运动和社会运动,向企业主提出了现实的问题和挑战。从社会文化角度看,休谟和斯密等苏格兰哲学家倡导的人道主义塑造了当时的政治理念和经济思想,为苏格兰社会企业运动注入了早期的基因,并持续影响至今。虽然斯密在爱丁堡大学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其墓地在爱丁堡。休谟和斯密的铜像更是矗立在爱丁堡核心区域皇家英里大道的显要位置。这些历史和文化因素对苏格兰和爱丁堡的社会企业运动的引领作用起到了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正如一位爱丁堡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在课上所说:“苏格兰土地肥沃,风景优美,是一个被上帝眷顾的地方。因此,我们应该思考人类的未来。”鉴于历史传统与文化对社会企业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我们也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生态,为后人建立历史悠久的符号与导向,坚持长期视角培育优秀传统。

第四,创业的重新定向需要每个人从我做起。爱丁堡游学中学到一个概念是B-Corp,指的是Beneficial Corporations,意即强调利他动机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爱丁堡大学商学院的老师强调说社会不仅需要B-Corp,也需要B-Professional。换言之,社会不仅需要具有利他动机的企业,也需要具有仁爱之心的个人。从爱丁堡游学的经验看,具有仁爱之心的个人可能是推动社会企业运动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建设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创业重新定向成功的基础条件。与社会企业相关的困境焦点是平衡自利的盈利动机和利他的公益动机,而利他目标在实现过程中通常是有具体指向的,也就是说在有利于某一个群体的同时可能会不利于另一个群体,因此这种平衡机制的成功运转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如在游学过程中参访过一个草市(Grassmarket)社区项目,其经营的咖啡馆的服务水准按照常人的标准肯定不如盈利性咖啡馆,但是却可以得到人们的接受和认可。回程中在爱丁堡机场为我们办理值机的柜员是一位带着助听设备吐字有些含混的残障人士,互动中需要顾客付出额外的努力格外用心聆听,但是都可以得到大家的理解。换言之,只有当客户认为这种相对残缺的服务是符合标准的,是自己可以接受的,才能保证社会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相反,如果客户不接受甚至主动投诉这种类型的服务,社会企业的合法性压力就会增加,失败的概率就会上升。虽然我们并非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社会企业家,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个体都可以作为B-Professional为营造社会企业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贡献一份力量。社会需要具有责任感的社会企业,而社会企业也需要具有责任感的社会。

结语

当今,我们有很多人在金钱与意义的十字路口陷入困顿,感到迷失和无奈。可能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点像此刻这样需要我们扩大视野、拓展格局、启用创新思维。爱因斯坦说过:“我们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无法在我们创造它们时所处的思维水平上得到解决。”创业的重新定向可能是走出迷茫的一个途径。如果说马斯克的火星计划是从科技的角度为我们探索未来出路的话,那么社会企业和可持续发展就是社会人文领域的火星计划,社会企业家就是第二种类型的马斯克。

一个时代结束了。新时代要走上正轨需要我们每个企业甚至每个人的重新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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