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8年前后，年轻的皇帝对张居正的信任达到最高点......这年秋天，张居正的母亲赵氏，经由大运河到达北京。不久她就被宣召进宫与两位太后相见，加恩免行国礼而行家人之礼，并赠给她以各项珍贵的礼品。在接受这些信任和荣宠之际，张居正母子不明白也不可能明白这样一个事实：皇室的情谊不同于世俗，它不具有世俗友谊的那种由于互相关怀而产生的永久性。”
历史学者黄仁宇在其名著《万历十五年》中，细致描画了明朝万历皇帝与首辅张居正的微妙关系。皇帝对臣子委以“掌承天子、助理万机”的重任，赋予相权；同时，又心怀芥蒂，担心皇权旁落。器重与戒心，是皇帝对宰相这一百官之首的双重心情，永恒存在。
“宰相”释义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写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他认为宰相的职责就是辅佐天子：对外镇压安抚各部落的诸侯，使四方安定；对内爱护亲近百姓，让百官各司其职。总的来讲，宰相是中国古代最高的行政长官的统称，也是中国古代官僚机器的总枢纽。
宰相是中国古代对最高官职的泛称，而事实上，几乎没有哪个王朝把宰相作为专门的职衔，除了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这个游牧民族主要活动在东北地带，学习汉制但又不甚了解，所以他们有的官员会叫做宰相。从秦汉到明清的2000多年间，宰相的真正职衔名称变了又变，而这背后是宰相制度的演变。北大光华“从历史看管理”项目核心教授、国务院参事、bat365在线平台网站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邓小南教授认为，从丞相、尚书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对丞相称呼的变更中，我们可以了解君相关系、内朝与外朝的交互作用，以及决策与行政合理化的过程。
“皇权-相权”关系的历史演变
秦汉时期，三公即宰相，这个最高行政群体包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统领行政和军事。西汉跟匈奴人作战，流民众多，社会动荡，国家经常面临急迫的问题。紧急情况下，皇帝和宰相不能及时沟通，而皇帝则必须在第一时间内做出决策，于是他会让旁边的尚书协助处理。“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四方八面重要的事情都要由君主来裁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皇帝身边的一些近臣亲随，他们本来身份低微，这个时候他们的权力就开始膨胀，甚至于使得他们在对一些事物的处理中可以凌驾于外朝的宰相系统之上。”邓小南说。到了西汉后期，如果宰相没有“领尚书事”这个头衔，就意味着很多机要的事务不能参与知闻。
一旦内廷机构权力膨胀，发展成为政府机要部门，甚至取代外朝决策机构，帝王为驾驭制约，必然转而扶植新起的内廷机构。如此往复，到隋唐时期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就成长为新的“机要之司”，组成既独立又互补的外朝权力系统。三省分工明确，运作严格：中书省拟定政令，而门下省负责审覆封驳，二者的决策由尚书省下达执行。
实际上，唐朝的宰相并不局限于三省长官。例如，唐太宗很欣赏四品官员魏征，就给了他一个“知政事官”的名衔，让他到政事堂去和其他的三省长官一起共议国事。所以当时魏征是身兼两职，上午作为宰相议政，下午履行四品官员的本职。唐太宗并不是唐朝唯一任人唯贤的君主，本朝韩愈就曾经感慨“唐有天下二百年矣，圣君贤相相踵。”唐朝以其开放与大气的心态，迎来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
宋朝时，唐朝的三省剩下二省，合为中书门下，掌管行政；而自唐末及五代时发展而来的枢密院掌管军政。宋朝的二府制与隋唐的三省制有很大不同：首先，唐朝的决策与执行分属三省；而宋朝时在权限范围内，对一件事从决定到运作在同一机构内完成；第二，宋代的御史台是中国历史上势力最强大的监察部门。“唐代已有御史台，但是唐代的御史台长官是宰相提名的，那时的监察部门会监察百官，但通常不会跟宰相闹别扭。”邓小南说，“而宋代皇帝钦定监察部门的主管人员和工作人员，这对宰相系统构成了强大的制约。所以宋代的人会说，宋代立国的元气在于监察部门。”此外，唐代的具体职能部门对宰相负责，由宰相向皇帝汇报；而宋代，职能部门和宰相机构一起在皇帝面前开“御前会议”，所有部门直接向皇帝回报，接受皇帝旨意。
宋朝的“二府制”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蒙古军铁骑攻下偏安一隅的南宋，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元。“在蒙古人的观念里，不光奴隶、牲畜是私有的，官员也是私有的。我今天想让你干就干，明天不想让你干了就把你撤下来，没有什么行政程序可言。”邓小南分析，“元朝统治者不担心宰相会篡权，他觉得宰相就是一个奴才而已。”
史学家孟森说：“自有史以来，以元代为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元朝的宰相制度就是一个中书省，这个中书省不是从唐宋的中书省一脉而来，而是他们从另一个少数民族女真族那里学来的。元朝的“家产制”传统和汉式中央集权机制结合在一起，组织和程序过于简化，无力匹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为宰相专权提供了的契机。
颇值得玩味的是，明朝作为汉族人建立的王朝完全沿用了蒙古人的制度，而非宋人的制度。因此，明初沿用元的一个中书省，也设立过丞相的职位，但前后三位丞相都被生性多疑的朱元璋所杀。朱元璋为防止皇权旁落，废除宰相制度，还郑重表示“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立丞相者，文武群臣即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纵使工作狂如朱元璋，一人也难处理全部事务。经过一个时期，内阁大学士在某种程度上行使丞相的职权，但已不具有丞相的名义。开篇提及的张居正就是首辅大学士。理论上，明朝对皇权的加强达到极致，而将相权削弱为零。然而现实与理论常常并不一致，甚至背道而驰。以万历皇帝和首辅张居正这对君臣为例，万历皇帝9岁临朝，张居正既襄助小皇帝处理政务，又监管他的教育，亲自为其挑选老师、陪读和教材，闲暇时还亲自讲授。张居正当国十年，权倾朝野，也树敌无数，弹劾他的奏章未曾断过，万历皇帝选择信任倚重首辅。张居正偶感腹痛，小皇帝还亲手调制椒汤面给他吃。张居正去世，万历加封以太师衔。很可惜这种看似美好的君臣并未因张居正的死而盖棺定论，张居正死后两年，家产被抄，弟弟和儿子被发配充军，而他一腔心血推行的新政更是付之流水。张居正可能从未想过有一天万历和他的君臣关系会彻底破裂，他在万历心中公正廉洁的贤臣形象也轰然倒塌。
到了清代，权力机构则变成了满汉杂糅的方式，不光有内阁，还有满族大臣，组成了议政堂大臣会议，到后来内阁的实际作用被南书房，特别是被军机处所取代。“实际上到明代以后，宰相机构就名不副实了，不管是内阁、军机处都不是真正的宰相机构，它在当时没有名义，但是我们从后面往前面去看，我们认为它是有类似这样一些职能的。”邓小南教授如此评价道。
从历史看管理
“君相关系的对立统一，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皇权享有至高无上权力，而又存在种种矛盾的情况下，发展出一种设权分职方式。”邓小南教授说，“内廷与外廷相互制衡，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集权政治背景下中枢机构的基本格局。”
“宰相是介与决策和执行之间的一个位置，很重要，但既侵犯了君主的权力又侵犯了执行者的权力，他要在这两个权力之间谋求生存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又是君主赋予你的空间，这就导致空间大小多变。”北大光华“从历史看管理”项目校友、上海丰崧视野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成伟先生根据学习历史的体会认为，“我理解，空间的大小是与皇帝相关的，皇帝强势了，宰相就相对来说获得的空间就小；皇帝弱势了，宰相获得的空间就大，皇帝也就需要采取措施制衡宰相。”
“不管怎么分工和制衡，关键是确保制度运转的效率。”邓小南教授的总结聚焦在制度运行的效率上，这也是现代企业治理机制和组织架构设计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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