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由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第23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线举行。本届论坛以“跨越山海 预见未来——以研究服务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为主题，北大光华多名教授与学子围绕经管领域和商学教育的热议话题进行分享与探讨。论坛展示了光华管理学院在以“立德树人”为中心，推动学术、学科、学人建设方面的成果与所思。
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做了题为《碳中和、5G与中国经济增长逻辑》的主题演讲，分享了光华研究团队在“碳中和”与“5G/6G行业导入”领域的课题研究成果。
刘俏指出，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已大致完成了工业化，未来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全要素生产率来驱动。寻找经济增长新动能，需要对“碳中和”、“5G/6G”等基础核心行业进行投融资。据光华思想力研究团队测算，在未来30年中，“碳中和”将带动中国255万亿的投资，或将成为中国经济动能转换最大的推动力。而在2021年到2030年间，5G将为中国带来约31.21万亿的GDP增量。
对于新发展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构想，刘俏指出，“需要围绕关键领域和节点行业进行投融资、技术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同时宏观领域也可以采用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中有进的货币政策”。
在他看来，这些关键领域和节点行业包括：双碳目标、中小企业扶持、共同富裕、新基建（5G/6G、地空天通信网络）、生育福利、基础研发、美丽乡村、人力资本投资、新型城市化和公共服务体系等。
以下内容根据演讲实录整理：
01
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与节点领域投资的意义
刘俏首先对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进行了梳理和回顾。他指出，对新中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进行梳理，可以用现代增长理论、用索洛模型来进行解释。
“在要素的投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方面，过去40多年里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现在，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暂时处于瓶颈的状态下，要高质量发展，核心要义在于未来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全要素生产率来驱动，我想这个底层逻辑大家都非常熟悉。”刘俏称。
改革开放40年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刘俏透过中国各行业投入产出关系所形成的生产网络变迁情况，分析了中国经济微观基础的变化。
刘俏指出，在过去40年时间里，中国非常完美地实现了顶层设计与市场活力的有机结合：通过产业政策、国家五年规划，大量投资节点领域，从而产生了很多围绕节点领域的市场微观主体（企业、个体工商户），并形成了严密的网络。很多节点行业、节点领域正内生性地成长起来，而对于节点领域的投资、技术变革、生产效率提升，本身也会产生外溢效应，形成乘数效应，最终达到经济倍数的成长。
“过去40多年的经济奇迹，最大的成就是产生了1.5亿个经济微观单元，包括大中小微型企业，还有个体工商户。”刘俏认为，通过五年规划、产业政策、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顶层设计与市场力量实现了有机结合，这些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
改革开放前三个十年，是中国推动工业化的阶段，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了很高的增速。然而，从第四个十年开始，中国已大致上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降到了2%左右。刘俏指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未来需要关注的节点问题就在于如何更好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
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来源是什么？
刘俏表示，目前主要围绕五个领域来寻找新动能的转换：“再工业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新基建”（再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大国工业、碳中和，以及更彻底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这些领域结合在一起将使中国处在一个比较独特的位置——有可能在完成工业化进程后，仍然保持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刘俏特别强调，应对全要素生产率下降，需要寻找经济增长新动能，需要数量巨大的对基础行业、核心行业的投融资。
02
作为节点领域的“碳中和”与“5G/6G”
谈及如何判断节点行业与节点领域、投资节点领域将起到怎样的作用，刘俏提出了自己的评判标准：“我们可能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一个新文明形态转换的过程中。衡量文明形态，我觉得可以用两个特征进行描述：第一是使用什么样的能源，第二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什么方式互动、交流。”
刘俏举例表示，工业文明时代有两个代表性人物：爱迪生与马可尼。爱迪生将电能引入人的生产和生活，马可尼发明了实用电报，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方式。他同时表示，目前我们正处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化石能源逐步被非化石能源替代。同时，人与人之间交互的方式也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数字技术的推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出行、通讯方式在未来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北大光华思想力研究团队所致力于的“碳中和”课题研究、“5G/6G行业导入”领域课题研究，就符合基础核心领域的定义。
对于“碳中和”，刘俏表示，碳中和意味着技术的巨大变革，背后对应着对经济的巨大影响，体现为经济结构和增长动能的巨大变化。
“在未来5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里，碳中和都被当做核心命题，将带来整个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巨大变化。”刘俏表示，这并不仅仅是个技术上的问题，也涉及到把碳排放权作为稀缺资源进行配置的问题。
“它（碳中和）本身是经济学问题、管理学问题。稀缺的碳资源用什么样的方式进入生产函数、进入消费者效用函数，这可能会带来整个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巨大的突破。”刘俏指出，目前中国面临的碳中和过程时间紧、任务重、难度非常大：中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只有30年，碳达峰后的碳减排斜率更陡峭。
此外，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组织的估测，全世界完成碳中和需要131万亿美元的投资。对于中国的情况，研究团队也做了测算。刘俏表示，中国现在占全球碳排放的30%左右，这30%的投资若由中国来承担，意味着在未来的30年需要255万亿的投资。他指出，这个投资会形成未来中国经济动能转换最大的推动力。
结合生产网络的架构，研究团队也用网络拓普的方法找出了中国的碳生产网络的节点行业。刘俏表示，未来实现碳中和技术路径，必须关注这些节点行业，因为这些节点行业本身能起到强大的倍数效应。围绕着节点行业的投融资、技术变革、商业模式创新，能对未来经济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对于另一个影响文明变迁的特征——人跟人之间交互，刘俏表示，5G/6G作为整个中国再工业化基础设施的核心组成部分，可能是最重要的基础核心领域。
5G对中国经济社会将带来多大的附加值影响？刘俏表示：“基准场景下，从2021年到2030年，整个5G的应用场景所带来的新增价值、新增GDP可以达到31.21万亿。如果考虑到更积极的投资所带来的未来成长空间，这个数字还可以更高一些。”
除了关注行业本身带来的价值增量，刘俏认为更应该关注做产业导入的行业领域，给它们更高的优先权。对此，他表示，可以用二维分析方法进行判断：5G在行业的渗透度，和行业增加值规模。
基于这样的分析框架，刘俏团队建构了一个坐标体系。
处在第一象限（5G渗透率高、对总体经济影响度高）的行业是5G应用的主导产业，应力争把现有商业模式大幅推广，释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空间，形成更大价值附加；
处在第二象限（5G渗透率低、对总体经济影响度高）的行业是5G产业导入的重点方向，应鼓励技术和模式创新，增加5G的渗透率和影响力；
处在第三象限（5G渗透度低，对总体经济影响度低）的行业重要性相对较低。处在第四象限（5G渗透度高，对总体经济影响度低）的行业，导入前景不确定。
基于对重点领域课题的研究和分析，刘俏表示，无论是碳中和，还是5G/6G的行业导入，都需要大量的投融资，未来整个宏观经济政策制定逻辑，可能都需要随着新发展阶段的到来而进行一些调整。
03
新发展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具体举措
目前宏观政策基本锚定的变量是GDP，例如对投资率、宏观杠杆率、广义货币供给的计算。但是刘俏对“GDP能否反映一国的整体价值”提出了怀疑：衡量一个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国家信用、国家资源的动员能力、国家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能力，GDP可能是一个非常狭义的概念。以中国为例，能展现出来的国家能力价值远远不能被简单的GDP所衡量，整体价值可能远高于GDP。
如果用远大于GDP的整体价值做分母，中国的杠杆率是否还像大家理解的那么高？中国的投资率是否还有进一步提升的巨大空间？
刘俏提出，宏观政策的出发点应从现有的GDP延伸至新的目标体系：有利于新发展动能的出现；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经济保持一定增速；有利于1.5亿个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生存与发展；长远讲，有利于国家整体价值的提升，有利于形成国家核心竞争力等。他认为，这种转换，可以带来全新的政策的构想和思路。
对于有观点认为的积极的宏观政策可能会带来金融风险，认为大量的财政政策可能带来债务泡沫，泡沫破灭之后将出现各种各样的金融危机。刘俏回应称，我们做了一个思想试验，验证这个结论是否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针对某些经济体是否一定适用。
刘俏表示，光华思想力研究团队尝试着构建了一个叫做“政策空间”的新指标：如果一个国家的整体价值远远高于它的GDP，国家就有足够强大的政策空间去实施、去对冲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风险。这种情况下，国家在整个宏观政策执行的力度上，可以更加积极一些。
对一些经典模型加入“政策空间”指标后，研究团队得到一个结论：政策空间比较大的国家，往往能够承受比较高的债务率和比较激进的财政政策，也有足够强大的实力去对冲整个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风险，这种能力在那些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比较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比较高的国家和经济体中更为突出。
基于这个研究，刘俏指出，未来中国可以从更加积极的政策取向方面去思考未来宏观政策的总体架构，采用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中有进的货币政策。
刘俏再次强调，中国需要大量的投融资聚焦于节点领域、节点行业，也需要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去做配套，规范投资，强化市场化资源配置和新增资金投入。
刘俏盘点了关键领域和节点行业，包括双碳目标、中小企业扶持、共同富裕、新基建（5G/6G、地空天通信网络）、生育福利、基础研发、美丽乡村、人力资本投资、新型城市化和公共服务体系等。
“这些领域都是未来构建新发展模式、构建新文明形态所需要投资的基础核心行业和领域，要从宏观政策的角度做相应的底层逻辑和构想的调整。”刘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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