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法律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思想家、教育家，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

惊闻厉老师逝世，感到无比悲痛。我1984年进入北大经济系，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受教于厉老师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心忧天下的情怀。我们八十年代上大学的这一代人是读着厉老师的书、聆听厉老师的讲课成长起来的，他是我们的思想启蒙者和人生引路人。在厉老师的身上凝聚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梦想组合：著书立说，经世济民，特立独行，桃李天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为学、为师和为人，厉老师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斯人已逝，幽思长存。厉老师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开拓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也是深入一线扎实调研、躬身践行的探索者。他对中国许多重大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思考与洞察都极具前瞻性和创新性。即使隔着几十年的沧海桑田、世事变幻，每每重读厉老师的著作，总能感受到他的许多见解依然随着时代脉搏一起跳动。

在此，谨以《以人为本的经济学研究：重读〈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一文，管窥厉老师穿越时空的思想引领力，深切缅怀我们敬爱的厉老师。

20世纪80年代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厉老师每有新著问世，都是赶在第一时间拜读，那种一睹为快、如获至宝的感觉依然历历在目。1986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的挑战》（以下简称《体制》）自然也是在第一时间读完的。以我当时大学二年级的经济学知识和阅历，尚不足以欣赏其中诸多精深之处，但仍然感受到了厉老师高屋建瓴的眼光和力透纸背的学问。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此书站在世界经济技术变革浪潮的前沿，一句“经济学向何处去”，如同“天问”一般震耳发聩。

时隔多年重读此书，一方面感到无比亲切，熟悉的封面，发黄的纸张，激光照排时代之前的铅字，以及带有那个时代特殊烙印的概念、问题与争论，这一切都让我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年代和校园，回到改革之初、百业待兴的中国，有恍如隔世之感；另一方面，三十多年物换星移，沧海桑田，无论世界还是中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书中的许多观点和见解仍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具有穿越时空的契合性和生命力，期间三十多年的经济社会变迁似乎只是用来见证厉老师当年对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洞察力和预见力。

01

《体制》一书的时代背景

正如厉老师在序言里所强调的，《体制》一书的要旨是在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的大潮流下回答“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问题。为了深入理解这个问题的学术背景、意义与内涵，我们必须理解当时中国与世界所处于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面临的重大问题与挑战。

首先，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西方国家，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与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丹尼尔·贝尔所刻画的“后工业社会”随之来临，知识经济取代传统的制造业，理论知识的积累与传播成为创新和变革的重要驱动，对生产流程、企业组织和社会管理的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新一轮全球化启动，生产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再是制成品与原材料之间的贸易格局，国家间传统贸易的垂直分工体系变成了水平型的分工形式，以跨国公司与对外直接投资为媒介的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逐渐形成。

其次，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正面临新一轮的反思和转型。西方国家1929-1933年的大萧条对古典经济学长期以来占据主流的“自由放任”理论与政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强调国家干预和宏观经济调控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搭配对总需求的管理进行逆周期“微调”，以此谋求宏观经济稳定与微观经济效率之间的平衡。70年代的“石油危机”爆发，工资与价格交替上升，供给侧的冲击使得西方国家传统上呈现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的交替关系，变成了两者并存的“滞涨”局面，这使凯恩斯主义理论遭遇解释性危机。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相继兴起，在宏观经济学逐步成为主流。在经济政策方面，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与里根同时强调自由主义和私有化新政，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作为这一轮经济学思潮的延伸，发展经济学也开始反思拉美国家干预和“进口替代”战略的得失，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战略所体现的市场导向受到推崇。

再次，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重要的历史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迅速普遍，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成效极为显著，并顺势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是农村改革所无法比拟的。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也正式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但是关于改革的策略、路径尚不清楚，有待于进一步摸索。更重要的是，中国学术界刚刚从“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左倾主义”路线盛行的年代走出来，绝大部分知识分子还禁锢在“极左”思维的惯性之中，对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所知甚少，对西方经济学非常陌生，更遑论西方经济学最前沿的发展。

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沐浴思想解放的春风，大规模引进和学习西方理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大学的经济系成为非常受欢迎的课程。但是，站在中国的视角，放眼世界，如何借鉴西方经济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理论指导和借鉴，这是摆在中国经济学界的重大任务和挑战。厉老师的《体制》一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应时代的要求。

02

《体制》的重要论述

在世界新技术革新的浪潮之下，从体制、目标、人三个层次解析经济学所面临的挑战是《体制》一书最大的亮点和特色。这反映了厉老师对当时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问题的敏锐判断和对西方经济学及相关学科最前沿发展的深刻理解。《体制》内容极为丰富，限于篇幅，下面我只能摘取其中的一些重要片段进行简述，为我们后续的讨论提供一个背景。

《体制》第一层次的内容聚焦经济体制，选择切入的角度是集权与分权的问题。从国家的角度看，集权与分权涉及的是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动之间的协调关系，从微观组织的角度看，公司总部与各业务单元（或分公司）的决策权分配，即集权与分权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如美国二战之后大公司的管理体制从U型组织向M型组织的演化就是从集权体制走向相对分权的体制。经济体制应该如何设计才能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新技术的发展如何影响集权和分权体制？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发生的制度变迁来说，无论对于西方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集权和分权问题确实是最为核心的一个挑战。

如前所述，战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与盛行是对亚当·斯密以来“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一次系统纠正。但是，进入70年代之后，“滞涨”局面的出现使得凯恩斯主义理论陷入危机。作为对战后凯恩斯主义政策的一次系统纠正，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市场经济国家开始尝试“非国有化”（私有化）运动。但是正如厉老师在书中指出的那样，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回归“自由放任”体制，而是在“混合经济体制”之下探索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公私联合经营的新思路，以此代替传统的国有化体制。这就是当今大家热议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早期尝试。

“战后”经过30年的计划经济实践，长期以来执行集中管理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处在经济改革的历史节点。以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和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为代表的东欧经济学家对传统社会主义集权型计划体制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出了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经济体制设想，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框架下寻找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问题，同时实现经济稳定与经济效率。厉老师一方面肯定这些理论探索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指出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性，经济改革必须结合本国特殊的经济条件而进行尝试。

从世界范围看，集权与分权的问题也体现在企业管理制度应对技术变化的变革上。例如随着生产国际化和全球分工体系的形成，跨国公司的管理从传统上集权的体制朝着分权的方向发展，主要表现为国外分支机构的自主权显著增加，在总部战略规划和业务协调的框架之下分支机构可以根据所在国家和局部市场的情况作出自己的战略和业务决策，以兼收集团层面的集中协调与机构层面的灵活反应的双重益处。

城市管理体制同样存在集权与分权的权衡问题。城市化过程中存在集聚与扩散两种相反方向的力量，这决定了城市规模的大小。而城市的发展能否走向良性循环的轨道，在相当意义上取决于城市的管理体制。城市政府如何规划和管理土地的用途、建筑的高度，如何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对于城市的集聚效应的发挥至关重要。厉老师提出了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城市管理体制的设想，例如城市政府根据城市的资源特点和比较优势制定城市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生产布局，而企业可以根据市场供求做出自己独立经营决策；城市政府不应该直接管理企业；城市政府应该开放本地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鼓励生产要素跨地域流动，发展城市间的横向经济联系。

《体制》讨论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目标问题。经济学通常假定理性人会追求最大化的目标，如企业最大化利润目标，消费者最大化其效用。但在现实中，因为信息收集、处理和决策本身的成本，人们并不是按照最优原则行为，而是采取更现实的原则，如西蒙提出的满意原则或合理原则。例如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企业的定价并不是根据边际成本和需求价格弹性精心计算最优价格，而只是根据竞争对手的价格进行相应的定价，或者就是采取“平均成本加成”定价。虽然看似偏离了最优定价原则，但在现实生活中易于执行，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对市场做出反应，因此在企业定价实践当中非常普遍。

厉老师还讨论了现实原则问题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意义。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国家干预，如逆周期、相机抉择的财政货币政策，都是建立在一个理想政府的假设基础上。这个理想性假设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掌握完备的信息，有完美的信息加工能力，因而可以选择最优的政策组合及应对策略；二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动机是纯洁的，即为了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这两个假设在现实中都是过于理想化了。首先，政府当中做决策的政治家同样面临信息不完备和有限理性的问题，在现实中采取相机抉择的经济微调犯错的可能性非常大；其次，政策干预的效力会随着时间递减，因为公众和企业会形成政府干预的理性预期；再次，政府在采取宏观调控政策时也面临一些政治考虑，如选举、讨好选民之类的考虑，是政策干预偏离理想目标。诺德豪斯提出的宏观调控的“政治周期理论”就是说明政治家人为操纵失业以及通货膨胀的轮替以实现最大化连任。公共选择学派也揭示了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参见第286-345页的介绍）。给定这些典型的“政府失灵”，也许市场本身的波动性以及产能过剩是可以容忍的，政府干预所带来的额外问题比市场经济本身的失灵还要严重。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放弃国有化，鼓励竞争，都是非常必要的。

从理想目标走向现实目标的另一个具体方面就是从单一目标走向多目标协调，这在国家和企业层面都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过程。西方国家曾一度以保持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后来发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物价稳定于是成为政府出台经济政策的新目标，在国际经济环境下国际收支的平衡也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必不可少的条件，于是政府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组合变成了充分就业、物价稳定，持续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随着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环境保护问题也进入政策制定者的注意事项，于是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就日益综合和多元化。收入分配也应该进入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体系。这些目标之间在大多数场合都是相互冲突的，因此如何在这些多目标之间维持协调和平衡就是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一门艺术。

《体制》一书也指出，多目标协调的逻辑同样适用于企业管理。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还需关注公众对企业行为的态度，承担社会责任，同时还必须关注企业内部员工的态度，从而在利润目标与非利润目标之间实现某种协调。厉老师指出，“只有不单纯把盈利作为目标，才能更好地实现盈利目标，只有不把盈利作为唯一目标，才能真正把盈利当做可以达到的目标”（第171页）。这是一句极具深意的点评，我们后面还会回到这一点。

《体制》一书最后一部分讨论作为经济研究对象和经济研究主体的“人”。厉老师指出，经济学是“人”对“人”的研究（第268页），前者是经济研究的主体，后者是经济研究的对象。这个概括看似通俗易懂，其实值得反复咀嚼，奇妙无穷。

长期以来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物质财富如何增加以及如何分配的学科，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莫不如此。然而，创造财富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最终还是需要归结到人。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尤其是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各种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创造的财富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物质、精神和文化的需要。经济学从关心国民收入到关心消费者的福利，如生活质量、闲暇等福利维度，到“经济净福利”，即减去环境污染等生态方面的代价之后的国民收入。厉老师根据经济学的这些进展进一步提出，居民的“综合的生活保障感”（即包括生、老、病、伤、残、死等方面的生活保障感）和社会保险制度的收益也应该计入居民生活质量指标。

厉老师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心理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影响，比如对消费、储蓄和投资决策方面的显著影响。经济学家在研究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干预政策时也提出了一个“社会承受力”的概念。给定失业和通货膨胀存在交替关系，那么国家干预的阈值就不是当通货膨胀率大于零，或非自愿失业率大于零才予以干预，而是根据公众可以接受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合理区间，决定是否进行干预。从这个概念出发，厉老师做了很有意义的引申讨论，认为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也需要注意公众对于改革震荡的“社会承受力”，并进一步指出，公众对于经济震荡的心理准备有个方面：一是公众是否预期到当前的改革震荡，二是公众是否经历过类似的经济震荡。因此，一项经济改革措施的出台，不仅需要评估其经济可行性，还需要研究其社会可行性。沿着这个逻辑，经济学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人”的研究，还需要拓展到“社会人”，把人置于社会环境、组织环境之中，考察其个人物质利益和精神价值的实现。

经济学的分析也自然可以向政治领域延伸，如政治家与选民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一个政治市场的交换关系，即选票与竞选纲领（如经济政策）之间的交换。政治商业周期理论也更好地揭示了通货膨胀与失业交替出现背后的政治动机与逻辑。将政治过程、人们的政治态度纳入经济学分析可以深化经济学研究，揭示经济现象背后更深层的支配力量和运作逻辑。

经济学是对“人”的研究，而研究者又是“人”，人们普遍关心的公平原则、收入分配和利益协调是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如何定义“公平”，是机会均等、还是结果均等，效率与公平如何兼顾，学者众说纷纭。新技术变革浪潮再一次将效率和收入分配之间潜在冲突摆上议事日程。与此相联系，新技术发展是否会把人类引向歧途？如何才能真正让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把人变成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应该进入讨论范围。

基于对西方经济学最新发展的综述和反思，在《体制》的最后一部分，厉老师从体制、目标、人三个层次谈了对于建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构想。这些构想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得到详尽的体现。

03

体制、目标、人——以人为本，三位一体

《体制》涉及内容和思想的广度和深度，只有当我们站在三十多年之后回看才能真正理解。事实上，厉老师不仅检视了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在当时最前沿的发展，而且还广泛涉及了当时最前沿的产业组织、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企业管理领域，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出还处于起步阶段的行为经济学的一些进展。更关键的是，《体制》一书不只是对西方经济学众多领域的前沿文献做了最及时的综述，其中从体制、目标、人三个层面把脉现代经济学的走向以及对新技术革命的回应是独具眼光，到今天仍然具有最现实的意义。与此同时，贯穿全书的是厉老师基于经济学最新发展的回顾与反思，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许多真知灼见。我下面主要就这两个方面谈些学习体会。

如前所述，厉老师对经济学研究的定义是“人”对“人”的研究，人既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又是经济研究的主体。我认为，体制、目标、人是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三位一体”的关系，而整个经济学的演化发展，其实就一直在诠释这一点。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给定组织的目标，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机制设计问题，而机制设计的有效性在于对人的理解和假设是否接近现实的人，真实的人。经济学对组织和制度问题的研究就是不断从抽象的人到具体的人的过程，不断接近现实的人。以经济体制的集权和分权问题为例。20世纪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可计算性的讨论，以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设想，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可以兼容，以消费者自主选择为基础的市场竞争决定价格，然后可以让社会主义经理按照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最优原则进行生产，从而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指出，市场社会主义将遇上两个问题，一是局部信息的分散性，导致计划当局无法收集到足够有效的信息决定资源分配计划；而是企业经理的激励不足的问题。也就是说，市场社会主义假设了一个自动服从命令的企业经理，也假定了一个全知全能的计划当局，这些放在现实生活都是极为不现实的。所以一个良好的机制设计必须依赖于对“人”的准确理解。

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利姆森发展出来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开创了制度经济学的新学派。他的经济学分析始于对传统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的批判。威廉姆森认为，传统的企业理论假设企业决策者具有完备理性，且遵纪守法。而现实中的行动者是有限理性，且带有狡黠的自私自利，一旦条件具备就可能显示机会主义行为，这是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研究起点。有限理性、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构成了交易费用的基础，进而可以解释企业内的集权与分权、企业间的并购与一体化决策。

正如厉老师指出的那样，企业组织和激励制度的变革本质上还是回到如何将员工利益与企业利益高度结合的问题。从最大化的经济人到有限理性的现实人，从理想原则到现实原则，从物质利益计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基础上建构的企业管理制度才是坚实有效的。弗里德曼曾经有句名言：“企业管理者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也就是企业的目标就是最大化股东利益。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该理论认为企业服务的目标除了股东，还有员工、客户、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华为把企业的目标和定位确定为“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而未把创业者的利益或者利润作为目标。阿里巴巴对自身企业的定位是“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而这个定位在美国投资界做IPO之前的路演时曾一度受到投资者的质疑。从美国投资者的角度看，“股东利益至上”是天然的企业目标，而阿里巴巴坚持这个定位正是反映了厉老师强调的“只有不把盈利作为唯一目标，才能真正把盈利当做可以达到的目标”的重要思想。

长期以来，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财富的创造和增长，经济发展等价于GDP增长。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开始反思经济发展的目的，逐渐把环境质量、生活质量、社会公平、教育甚至人的全面发展纳入分析的范畴。经济学的分析逐渐向“人的全面发展”回归，向“人”回归。联合国摒弃GDP指标，提出人类发展指数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成果的指数就是这一反思的具体成果。

上述分析表明，作为经济学分析对象的“人”与作为经济研究主体的“人”不断互动，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分析的触角更加接近现实的人（如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也更接近“以人为本”的目标（如人类发展指数），在此基础上构建的机制设计也将更加有效。

04

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洞见

受希克斯观点的启发[1]，厉老师在书中讨论了中国在实现宏观总量调节与微观经济效率协调必须注意的相关问题及“过渡性症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国有企业面临双轨价格——计划价格和计划外价格，比希克斯讨论的西方国家所面临的固定价格和弹性价格问题更为突出。因此，计划价格和计划外价格的变化如何影响企业存货调整的决策，进而在宏观上影响总收入和总投资的变动就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另外关于两种就业和两种工资制度在中国也存在，比如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和工资水平相对稳定，与市场供求变化关联不大，而非国有企业的就业和工资对市场的反应则更为敏感。这种结构性差异如何影响总需求与总就业率的关系，如何影响工资变动与价格波动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两种就业、两种工资与前述的二元价格（计划内与计划外价格）之间还可能产生交叉影响，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就业和工资相对稳定）也生产计划外价格的商品，非国有部门的企业（就业与工资相对灵活）也生产一部分计划价格的商品。这意味着宏观经济的调控政策必须考虑到这些结构性差异，出台一些相应的区别性调控工具，否则就很难达到政策的预期效果。

在传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因为缺乏市场价格的引导以及企业缺活力和动力，经济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比如关键性原材料、能源、交通设施的紧缺。当经济从集权的经济体制向分权的经济体制过渡的时候，伴随着价格放开，必然出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从而带来物价上涨，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厉老师称之为“过渡性症状”。过渡性症状是制度转型的必然代价，因此必须面对，但也要防止那种过于担心的情绪而采取紧缩措施，向传统的僵化体制回归。对付“过渡性症状”最好的解药是继续分权，真正分权，让企业变成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主体，供不应求的问题只有通过刺激紧缺商品增加供给加以解决，部门之间的失衡问题也只有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加以解决。也就是说，改革当中遇到的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不断面临这样的难题，改革本身带来了一些震荡，下一步怎么办？是继续深入改革还是回归旧体制？所幸的是，中国的改革之路总体上体现了“改革所产生的问题还是由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这个重要思路。

与此同时，利息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也是有限的。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是投资有较大的利息弹性，而消费（储蓄）缺乏弹性或低弹性。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所面临的情况则是相反的，当时占主体的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息是缺乏弹性的，而消费（储蓄）则有较大的利息弹性。前者容易理解，因为国有企业对经营成本和还款压力的反应都小于市场上的民营企业。而消费（储蓄）的利率弹性较高是在短缺经济之下，消费者的储蓄并非是收入减去消费意愿之后的余额，其中还包含了因供给短缺而未实现的消费意愿，这一部分的强迫储蓄对于利息的变化是比较敏感的。企业的投资对于利息不敏感不完全是体制的原因（如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其实即使是完全自负盈亏的企业在当时的短缺经济之下，投资需求很大，利息相比较高投资的预期收益可能不构成特别沉重的负担。在此情况下，中央银行应把直接控制的投资信贷额及其增长率作为投资总量调节的主要金融手段。长期以来，中央银行确实采取了这个投资信贷额作为控制指标的政策，而不是仅仅依靠利率这个政策工具。

虽然我们早在90年代初就已经进行了价格并轨，国有企业的“铁饭碗”制度也基本打破，但是厉老师所指出的中国经济所存在的二元性特征以不同的形式却一直延续下来，是任何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需要注意的。首先是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二元性长期并存，国有部门大约使用了60%的金融资源，贡献了40%的GDP和20%的就业，近年来国有部门在工业附加值的贡献方面还在上升。但是国有部门在经营体制、就业和人事制度、对价格信号和市场压力的灵敏度、贷款的可及性等方面与非国有部门（尤其是民营企业）仍然存在系统的差异。与企业所有制结构相联系的，中国的金融部门对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支持力度也存在差异，所以每一次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如2009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都是优先向国有部门倾斜，非国有部门获得贷款相对较难。其次，劳动力市场上的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二元性也长期并存。在1998年“抓大放小”改革之前，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不同的用工制度，体现为就业和工资相对于市场波动的敏感度出现显著不同。2008年中国颁布新劳动法之后，劳动力市场在所有制的差异之外又多了一重的二元性差异，那就是受到劳动法保护的正规劳动合同关系和不受劳动法保护的劳务合同关系，前者对工人的社会保障、福利、就业的稳定性等方面的保护系统好于后者。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他们较少缴纳“五险一金”，合同期限一般较短，因而对市场需求的变动反应非常敏感。当我们使用主流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分析中国经济，或者采用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微观经济的时候，如果忽略这些二元性特征将会导致极为严重的偏差和误判。

05

对当下的启示和思考

非常有趣的是，与三十五年前厉以宁教授写书的时代背景做一个比较，正好构成鲜明的对照：首先，世界经济进入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过30年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人工智能可能会深刻改变企业的组织形式、市场运行机制以及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也会对产业生产方式和收入分配产生深刻影响。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已经高度关注信息技术对传统工业部门的就业者所带来的冲击。新技术一方面要求工人具备更高的教育和技能水平，必须重新培训工人，另一方面新技术也会直接替代一部分低技能工人，导致失业。以计算机发展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也会对传统金融带来冲击，电子支付取代现金和支票支付，如此等等。时至今日，人们讨论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5G网络的发展如何再一次重构传统的产业活动、企业组织等经济社会方方面面，我们也担心重复性强、常规化的工作岗位被AI替代，失业问题如何应对，新零售取代传统超市，无人驾驶取代出租司机。一些学者提出了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问题，人工智能所依赖的大数据涉及人的隐私保护问题，人工智能也比如带来相当一部分劳动力被替代，人工智能也会改变人和技术的关系。这些都是新课题。这与《体制》一书当时面临的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何其相似。我们同样面临《体制》一书提出的问题：“如何才能真正让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把人变成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厉老师提出以人为本的经济学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人工智能时代的经济政策一定大有裨益。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渐形成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近年来因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而陷于困境，以WTO为框架的多边主义的全球化面临新挑战。与此相联系，经济学的发展也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尤其是全球化和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收入分配恶化已经使得美国和欧洲对自由主义市场制度高度质疑，民粹主义和极化政治兴起。30年一个轮回，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自由市场主义政策再次受到质疑。

经济学长期以经济效率为核心，帕累托改进的定义对于经济社会变迁的输家补偿只是假想的补偿，并不代表实际的补偿。因此，经济学家以效率标准认可和推崇的许多经济政策其实严重低估了这些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经济学主流理论关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讨论很少考虑相关弱势群体的损失，或者说对这些输家的补偿性机制讨论不足。贸易和金融全球化确实造成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分配的严重恶化，也造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鸿沟拉大，这是这一轮“逆全球化”浪潮的基本背景，也是学者和政治家呼吁加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背景。收入分配的极化效应带来了政治观点和政治利益的极端化走向，最终对市场制度形成冲击。今天重读《体制》，我认为关键还是需要把“人”带回经济学的分析，置于中心位置，这是当前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下无疑是极为必要的探索。

中国改革经过四十年的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距离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面临许多挑战。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容易改的已经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厉老师所强调的“改革的问题仍然需要靠进一步深化改革去解决”的思路依然是正确的，中国仍然需要释放改革的红利，通过“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方式推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建立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的经济体制。

[1] 约翰·希克斯:《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本文选自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光华管理学院编撰的《一生治学当如此：厉以宁经济理论述评》一书

作者为bat365在线平台网站经济管理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黎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