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厉以宁教授最初相识于1993年，那时候我刚做北新建材的厂长不久，我们同时受邀参加了一场关于国企改革的交流研讨会，我在会上提出了国有企业应该建立适应市场的企业制度的观点，引起了厉老的关注。记得当时他询问了我关于北新建材改革发展的一些情况，并给了我热情的鼓励。
1994年我去bat365在线平台网站为MBA学员们讲企业文化的课程，后来也就一直为光华授课，并出任光华的实践教授。也正是光华这个教学缘份使得我有更多机会接受厉老的教诲和指导。同厉老一样，我对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等问题非常关注，所以，也有一些机会在我们都出席的改革会议或者相关论坛中相遇，每次都能够得到厉老的亲自指点与教化。
虽然与厉老相识很久，但他一直在学术界，而我绝大多数时间是在企业界，只有小部分时间是在学校授课。我们真正在工作中有深度交集是源于我做了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的会长之后。在我们热切的邀请下，厉老在2017年出任了中企研的首席研究员。我特别的高兴，厉老的出任也极大地鼓舞了我们中企研以及中企研研究员们的研究热情。
当时我们研究会还盛邀厉老做了一场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专题报告会，他当时在会上表达了结构比总量更重要，企业要转型发展的观点，也讲到了创意、创新、创业的关系等等。他说，任何创新活动都开始于一个创意，有了创意才会开始去创新，最后才会去现实中实践，进行创业，是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厉老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伪命题，并深信我们中国不会陷入其中。在谈到企业家精神时，他提出首先要保护好产权。只有保护产权了，才能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公有经济产权要保护，私有、非公有的产权同样需要保护。厉老还认为中国正在悄悄发生人力资本革命。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员，在学到技术、积累到资金后，正逐渐返回家乡，促进家乡的发展，低水平的劳动力优势正向高水平的知识型人才转变。厉老对中国的改革工作，对中国的经济总是充满着信心。我想，也正是源于他身上这种经世济民、发自内心的天然的责任感，他老人家才愿意出任我们研究会的首席研究员的。自出任后，厉老就一直引领着我们一起开展关于企业的改革发展事业。
厉老曾经三次为我的书做序，第一次是2014年的6月为我的《国民共进》做序。这本书主要是讲混合所有制的，我提前把书稿给了厉老，厉老大概看了半个月给我写了个序。这个序写得非常好，2000多字，是他用小字一个一个写的，我看完很感动。他在序里说，在一定时间内，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民营企业将会三足鼎立，支撑着中国经济，但各自所占GDP的比例将会有所增减，这都是正常的。深以为然。厉老的这段话，我在很多场合都援引过。他不仅对我的联合重组、混合所有制实践、国民共进的观点表示肯定，还给予了我很多的鼓励。现在想来，我还是非常动容。我后来也曾对别人说，我的这本书读不读其实不重要了，但厉老的那篇序还是要拜读一下的。
厉老对中国的企业家们抱有很大的期望，他说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抱有为国家振兴奋力拼搏的意愿，但由于当时体制与机制方面的问题，我们所付出的和我们所得的并不相称，但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我们现在终于找到了适合我们国情与市场的经济体制，他感到这是我们所有企业家大有可为的好时机，他希望我们的企业家心怀社会责任感，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中国经济发挥积极作用。我一直把厉老说过的这些话铭记于心，现在我也犹如那啼血的杜鹃一般，不断地指导着年轻一代的企业家们进行改革创新发展。
厉老第二次为我做序，是在2018年的11月的《改革心路》里面，那是为了纪念改革40周年我写的一本回忆录。厉老对我把不知名的建材小企业如何做成国内外知名的大企业，一直非常感兴趣，厉老通过这本书系统了解了我几十年做企业的改革的经历和心路历程。这本书出版之后，厉老提笔写了一篇小文章《事在人为》，并用“胸有成竹，事在人为”八个字作为对我的祝贺。后来我请示他，再版的时候可不可以把您这篇文章作为序？厉老欣然答应了。所以新版的《改革心路》有厉老的序，也不长，但是句句精彩，也很感人。
厉老第三次是为我的《问道创新》做序，那是在2019年的10月。他在序里面提到，希望我们未来的企业是那种有道德、有文化、懂分享的创新型企业，他认为好的体制机制是创新肥沃的土壤，在企业里面，要通过好的机制打造共享平台，让管理者、技术人员和普通员工都有参与创新的激情和责任意识。厉老寥寥数语，就把我从企业长期的实践中体悟出来的一些道理写得透彻明了，我想这就是大师深厚的理论功底与写作语言的魅力所在，这也证明了长期的企业实践最终会与经管理论殊途同归。
每次我都能从厉老的序里面，看到他对企业、对改革、对经济工作的无比关心与热爱，对普罗大众的无比关爱，对企业家充满期待，也看得出他对写文章的极高要求。记得他还送了我一本他签名的诗集，我非常喜欢。所以，这么多年无论是写书写文章，还是做事做人，我都以厉老为人生楷模，始终把他的这些殷殷教诲都化在实际行动中。
谨作此文，深切缅怀我们敬爱的师者厉以宁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