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光华校友》第49期-厉以宁：大变局与新动力 中国经济下一程

文|傅帅雄

编者按：《大变局与新动力：中国经济下一程》出版于2017年5月，是厉以宁教授最新著作，解析中国60年改革历程，探寻未来10年改革前程，对如何应对经济增速下滑、改革红利等话题给出了深度评论。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现为bat365在线平台网站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第八、九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厉以宁教授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因论证倡导我国股份制改革，被尊称“厉股份”。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变局与新动力》一书共收录厉以宁教授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31篇文章，从多个角度阐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以及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同时，就中国经济继续深化改革的方向也进行了前瞻性的分析和研究，为我国下一步经济改革发展提供了重要思路。

改革红利助力中国经济腾飞

　　该书首先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体制进行的若干改革与尝试。可以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正是源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成功，其中包括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国有林权制度改革、国有农场制度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等。所有这些改革引领中国进入到变革的时代，正是改革红利成为助力中国经济腾飞的新动力。

厉以宁教授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亲历者，力图从理论的角度为改革提供理论支撑。他认为改革发展的实践不仅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新课题，而且不断对经济学研究进行检验，也正是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才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得以不断丰富和完善，并构建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发展创新的重大成果，生动鲜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是其发展基础和创新源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经济学在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提炼出一系列新概念、新规律、新范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框架，反过来又会对实践产生巨大指导作用。

着重提升经济质量和优化经济结构

经济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调整比单纯追求经济总量更重要。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厉以宁教授从当前经济形势分析着手，就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中国经济的大变局与新动力。厉以宁教授强调要对经济新常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持续的高速增长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不能够持久。高速增长带来五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资源过度消耗，二是生态恶化；三是部分产业产能过剩；四是经济效益普遍低效；五是为了促进高速增长而错过了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包括美国、德国、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都尽量从技术创新找出未来经济发展的道路，而我们忙于高速增长，耽误了时间。因此，在“十三五”期间，不能再盲目追求超高速增长，政府应该考虑适当降低GDP增速，着重提升经济质量和优化经济结构，保持中高速增长。一般而言，7%甚至6%-7%是中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同样是不容易的，而且并非转入中高速增长就真能够实现中高速增长，因为它需要重要的条件：一是结构调整，二是创新。没有创新，没有结构调整，中高速增长也是不可能的。

重视道德力量调节的作用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我们所熟知的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发挥着重要作用。市场调节是第一种调节，靠一只无形的手来支配资源配置。政府调节是第二种调节，靠政策、法规、法律起调节作用，这是一只有形的手。厉以宁教授认为，除了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外，还存在第三种调节，即道德力量调节，特别是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效率、适应新常态的过程中，更应该重视道德力量调节的作用。道德力量调节是介于市场调节“无形之手”与政府调节“有形之手”之间的，既是无形却有形，既是有形又无形。有形的力量靠乡规民约来管理，无形的力量包括自律，这都是道德力量的调节。在道德力量调节的约束力较强时，它接近于政府调节，而在其约束力较弱时，又接近于市场调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于中国经济的下一程，特别是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两个重要问题，厉以宁教授在这本书中也做了十分深刻的阐述。厉以宁教授认为，在经济学中，从来都是供给和需求并重，两者之间是互动关系，需求刺激供给，反过来供给也创造需求。需求的不断变化，供给的不断更新，才使得经济不断得以增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需求调控与供给调控的内容和效果是不一样的，需求调控主要是防止需求过热或需求不足的问题，如通过增加财政赤字、货币贷款来刺激需求，或者用减少财政支出和减少信贷来抑制需求面。这些都属于短期调控，近期可以实现调控的目标。而供给方面调控则是中期的调控，主要在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产业政策的调整、技术政策的调整、资源配置的调整，都不是短期就可以见效的。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厉以宁教授在书中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主张要克服路径依赖的制度障碍，继续加快简政放权的改革步伐，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与动力；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结构性调控，鼓励创新，鼓励高新企业的成长；加强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缓解人力资源供给的不足等。

中国是否也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针对人们所关注的中国是否也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厉以宁教授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包括了三个“陷阱”，即“发展制度陷阱”、“社会危机陷阱”和“技术陷阱”。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如果遇到“发展的制度障碍”，该怎么对待？是继续推进改革，清除这些制度障碍(如城乡二元体制、市场的不公平竞争环境等)，还是犹豫不决，不敢或不打算采取有效措施？只有采取第一种对策，下定决心，大力推进相关的改革，才可以跨越“发展的制度障碍”而不至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要对中国经济继续发展中出现的社会冲突状况以及趋势做出实事求是的估计，要正确对待已经露头的社会不和谐的迹象，既不能视而不见或听之任之，也不要惊慌失措。正确认识，正确评价，正确对待，是最重要的。如果认为贫富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等等问题确已到了必须正视而不能忽略的程度，那就应当迅速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一一缓解，以增加社会的和谐程度。这样就可以防患于未然，防止陷入“社会危机陷阱”。另外，在中国今后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绕不过“技术陷阱”，不能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尖端技术等方面有重大突破，如果资本市场依旧是不完善、不完整的体系，技术创新得不到资本市场有力支撑，那么即使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但在高收入阶段仍会长期停留在较低水平的高收入阶段。也就是说，中国的产品能以“中国制造”而开拓国际市场是必要的，今后仍应继续在“中国制造”方面努力，不能丢掉“中国制造”的成果。但中国又不能以“中国制造”为限，而应当努力在某些关键性行业和产品上以“中国创造”代替“中国制造”。

　　对于中国经济的下一程，厉以宁教授强调要有信心，要看到中国的“新人口红利”、“新资源红利”和“新改革红利”正在产生，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成效日益凸显，中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会迈入一个新的阶段。